《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了征用耕地的補償和安置補助，并有具體的計算標準，但因征地拆遷農民在宅基地上自建房屋，沒有補償標準。現實中，政府一般參照《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和《細則》進行補償。由于城市國有土地上的房屋與農村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在土地所有權性質、所有權主體、土地管理方式、拆遷安置對象等方面存在差異，《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在我國并不具有直接意義在實施過程中，各級政府制定的補償標準非常隨意，拆遷程序和補償標準非常混亂。這種隨意性不僅造成補償標準不統一，而且造成補償標準不合理，因此難免產生諸多糾紛，不僅極大地影響了黨和政府的聲譽，也直接影響到拆遷的進程和效率。在一些地區，為了引進投資，政府制定了較低的補償標準，以犧牲農民的利益換取所謂的投資環境，使農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護。法律賠償標準的缺失導致此類糾紛矛盾尖銳，處理難度加大。

2。拆遷中對農民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不夠的。

農民依法通過宅基地取得集體土地使用權，農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屬于農民私有財產，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在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的現實中，由于缺乏相應的法律規范來明確和規范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的法律關系，地方政府與村組簽訂了土地征收協議，其中屬于農民私有財產的房屋一并處理。這種約定混淆了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其違法性顯而易見。從法律角度看，住房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農民是住房所有權的主體，只能由農民自己支配。因此，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補償應當與土地征收補償相分離。同時，房屋拆遷補償協議作為一種民事法律關系，應當由被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協商達成。但由于我國《土地管理法》已將集體土地上的房屋納入征地補償范圍，房屋所有人作為被拆遷人，不直接參與協商，也不通知被拆遷人到現場評估房屋價格。取而代之的是被拆遷人單方面指定評估機構對房屋進行評估，補償安置通常由開發商進行商人說了算，協議中有些條款是霸王條款，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優化地方投資環境，加大了行政干預力度。拆遷人無論同意與否都要拆遷，剝奪了農民在整個拆遷過程中表達意愿、維護自身權益的機會，嚴重侵害了拆遷人的權益。實際上，征地費中包含的房屋拆遷安置補償一攬子計劃，是對農民作為被拆遷人失去房屋所有權的考慮。他們怎么能沒有發言權呢？這顯然違背了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則，不能體現法律意義上的被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平等的主體關系。業主和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保護。

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拆遷和城市房屋拆遷涉及許多法律關系。如拆遷居民房屋涉及的搬遷補助費和臨時安置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土地使用權形式與其他單位和個人合資經營的非居民房屋拆遷涉及的補償費等，而拆遷造成的生產經營損失和預期收益的補償，對于從事房屋生產經營并持有營業執照的宅基地自建房屋的使用和房屋拆遷安置問題具有重要意義，而農村房屋承租人拆遷中涉及的租賃法律關系等，不僅涉及房屋所有人的權益，還涉及房屋所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權益。由于我國缺乏明確的法律法規來規范上述問題，相當一部分地區忽視了上述問題。在實際拆遷中，房屋僅作為集體土地上的附著物進行補償，對農村房屋的用途、性質和相關權利沒有進行詳細區分，嚴重損害了房屋所有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任何私房拆遷都必須給予合理補償，這是一個基本的國際標準。國家的發展必然要征用土地，城市化建設必須拆遷，拆遷需要補償。同時，無論是對城鎮居民還是農民，拆遷補償都要公平合理。如果能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就不會給國民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帶來更大的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它剝奪了農民搬遷時的起訴權。

由于我國《土地管理法》沒有將農民的房屋與征地分開，而是將其納入“地上附著物”中，因此在具體操作中，征地單位通常會將土地補償費和“地上附著物”補償費依法支付給政府或村組對補償方案進行一攬子，補償方案由政府或村組與征地單位協商確定。根據《土地管理法》，補償方案須經有關政府批準。對補償方案有異議或者不能達成協議的，由政府部門處理。從法理上講，當一方的私權受到另一方的侵害時，一方或雙方當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來解決問題。當私權受到公權的侵害時，只有一種途徑，即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該行為必須是具體的行政行為，因為在我國，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被征收人與被征收人不能就征收補償的有關問題達成協議的，當事人不能同時起訴政府，對行政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由于農民個人不是征地當事人之一，他們不能行使這一訴權，只能被迫接受政府的裁決。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