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經過】

在法庭上，張某說他非常后悔，李某妹妹哭著說不想追究張某責任，因為張某和姐姐還有一個4歲的兒子，“不希望孩子失去母親后再失去父親”。

男子殺死前妻受審稱吸毒有幻覺

上午9點40分，張某被帶進法庭。坐在旁聽席上的張某母親哭著倒在椅子上。法官提醒其克制。緩了兩三分鐘，張某母親伸手示意沒事了，法官宣布庭審開始。整個庭審過程中，張某母親一直在哭。

檢方指控，2015年5月13日，張某在大興區黃村某樓內，因故與前妻李某發生矛盾，持刀扎刺李某至其死亡，案發當天，張某投案自首。

“屬實。”對于指控張某認罪。

張某說，他和李某2011年結婚，2015年3月離婚，但辦了離婚手續后倆人還住在一起，離婚后倆人來北京租房住。“案發前一天我倆去看電影，回家后我在洗手間吸了毒，案發當天早上吃完早點我倆吵架了，我感覺她想害我，我腦子里沒有想到她是我的親人，那些天因為吸毒總感覺有人想殺我。”

張某說，事發前兩天他花500元從網上買了2克毒品，到案發當天，2克毒品他已經吸完，之前他吸毒曾經出現過幻覺，“結婚前我就吸毒，只是偶爾吸，生完孩子后，我媳婦知道我吸毒不讓我吸，我倆因為這個事經常吵架。之前有過一次幻覺，當時我感覺窗簾后面有人藏著，要殺我，于是我就使勁去拽，結果將窗簾拽了下來。”

張某說不記得怎么行的兇，“當時的事什么都記不得了，等清醒過來才發現李某躺在地上，我感覺自己做壞事了，就打電話報了警。當時我只是看到她腿上有刀傷，臉上、手上是否有傷我記不清了，我沒敢看她的臉。我報警的時候都認為自己是在做夢。”

鑒定顯示有妄想情況但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張某說他和李某經常吵架，“吵了打，打了后又好。事發前我曾在歌廳上班，事發時不上班了，因為我媳婦找我，我們決定回老家復婚，所以就辭職了。”

事發后在公安機關張某曾供述，他看到李某手機里有一個曖昧短信，很生氣，所以倆人才吵架并導致他殺人。“這個說法是我自己編的，是為了讓自己心里好受些，我妻子從來沒有這個事。”張某說。

事后公安機關曾給張某做了精神鑒定。

鑒定結論顯示，事發前張某有精神障礙，有妄想情況，但是事發時屬于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

死者妹妹求輕判稱孩子沒了媽不能再沒爸

死者李某的妹妹和父親坐在原告席上，他們要求張某賠償8萬元。

李某妹妹向法官鞠了一躬后邊哭邊說：“我不想追究張某責任，他們還有一個孩子，很可憐。我姐姐已經死了，孩子不能沒有父親。我前后借了8萬元來北京處理后事，希望他家人把8萬元給我就行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能這樣做，其實我挺恨他，之前我從來沒有叫過他一聲姐夫。今天我叫你一聲姐夫，我希望你對兒子好一些，好好教育他，讓他做一個好人。”

李某妹妹說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希望法官對張某從輕判決。

張某說愿意賠償，但他沒錢，他希望父母替他多給李某家一些錢，“我對不起媳婦的家人，對不起孩子，我很后悔，我認罪服法。”張某說。張某的辯護人表示，張某事發后非常悔恨，在看守所幾次想自殺。

【法律解讀】

張某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張某的刑事責任。理由如下：

1.根據我國《刑法》的及《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在以下幾種情形下不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一是根據《刑法》第十七條規定，行為人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犯罪時不滿十四周歲，實施其他犯罪時不滿十六周歲的。二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危害社會的后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三是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實施的正當防衛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但是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四是為了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其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了損害但是沒有超過必要限度的。五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犯罪已過追究刑事責任時效期限的;經特赦令免除刑罰處罰的;依照法律的規定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2.刑法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最后一道屏障，犯罪是具有刑事違法性、社會危害性、應受刑罰處罰性的行為，是對法益的一種侵害。犯罪的本質是行為人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并且這種危害性足以達到刑法規制的范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張某并未發現有任何精神病，這證明其是精神正常的人。張某在吸食毒品后有神志異常現象的出現，但這只是吸食毒品后的正常反應，僅僅是短暫的神志異常。張某吸食毒品的行為本身就是違法行為，張某應當對自己吸食毒品后的神志異常有所預見，并且張某經常服食毒品藥物使自己處于一種刺激的狀態中，吸食毒品后的精神狀態張某已經習以為常，服食毒品后出現幻想等是一種正常的藥物反應，張某在知道這種危害性的前提下仍然服食毒品故意使自己及他人的合法權益處于一種危險的狀態中，并且實施了殺害他人的行為，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張某的行為同醉酒后實施犯罪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條四款規定，醉酒的犯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刑法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行為人對自己醉酒是明知的，并且對自己醉酒后實施犯罪行為造成的危害后果應當具有預見性。從刑法保護法益的本質上看，刑法對行為人這種因醉酒、吸食毒品后藥性發作等原因而實施的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應當加以規制，對行為人的這種危害社會的行為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故張某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綜上，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張某的刑事責任。近年來，毒品犯罪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吸食毒品的人數在不斷增加，由毒品而引發的犯罪日趨嚴重，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危害。吸食毒品本身就是違法行為，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要加強對毒品危害的宣傳，提高人們的法制意識，堅決遠離毒品。另一方面要嚴厲打擊毒品犯罪，對由吸食毒品而引發的犯罪要嚴厲打擊，堅決遏制毒品犯罪高發的現象。但并不是任何因吸食毒品而引發的犯罪我們都要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行為人在被強制注射毒品后藥性發作而引發的犯罪、行為人在誤食毒品后引發的精神失常造成的嚴重的社會后果我們都不應該追究其刑事責任。

本案雖然只是一個由吸食毒品而引發犯罪的個案，但是它為我們解決行為人吸食毒品后精神異常及其他由人為可控的行為而引發的犯罪應當如何解決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提供了借鑒和參考，有利于我們進一步加強對毒品犯罪相關問題的思考和探索，在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借鑒意義，能夠更好的實現案件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