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種情形中，一方利用其履行報批手續的便利，向外商投資企業提交偽造的合同及其他材料并獲得了批準，使第三人獲得了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而本應獲得股權的另一方卻未能獲得。例如，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中外合資經營合同后，由甲公司負責辦理報批及登記手續，但甲公司將與自己有關聯關系的丙公司報批并登記為合資一方，乙公司知悉后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此時，甲乙公司間的合同本身并不存在因欺詐而可撤銷的問題，而是甲公司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實施了欺詐行為，導致乙公司遭受了損失，構成侵權。此時，乙公司既可根據侵權責任請求侵權方(甲公司)承擔因欺詐行為所致的損失;也可以請求違約方(甲公司)承擔違約責任，包括解除合同，返還轉讓款并損害賠償。二者構成責任競合，受害人可擇一行使。

問題是，本案中乙公司是否可直接向法院請求確認其本應具有的股東地位?法院在審理該案件時存在兩種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外資審批機關的批準證書上從未記載作為實際投資人的乙公司的股東身份，工商管理部門亦未將其登記為股東。在審批機關的批準證書上沒有記載乙公司為合資一方的情況下，乙公司不能據以確權，因此法院應駁回其訴訟請求。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在甲公司侵犯乙公司的權益的事實可以認定的情況下，應確認乙公司之股東資格。筆者認為，以上兩種意見均有偏頗之處。如果簡單地駁回乙公司的訴訟請求，其合法權益如何得到保護?如果認為乙公司唯一的救濟途徑只能是要求甲公司歸還投資款及賠償損失，這對無過錯的乙公司的保護是不力的，尤其是在甲公司無清償能力的情況下，將使乙公司承受本不應該承受的風險。因此，應允許乙公司享有更多的救濟途徑。如乙公司選擇確認股東資格的，因外商投資企業股東資格的取得需外資審批機關審批，法院可確認甲公司構成侵權或違約，判令其在確定的期限內辦理審批手續。如果甲公司怠于或不履行該義務，則由乙公司憑判決書及有關出資證明辦理審批手續。當然，審批機關審查的結果，可能是予以批準，亦可能不予批準。在審批機關不予批準的情況下，乙公司可退而求其次，另行起訴請求甲公司返還投資款、賠償損失。這樣既拓寬了對乙公司的救濟途徑，又能夠與行政審批相銜接。

需要指出的是，在常態情況下股東的變更需有董事會的決議、章程修改文本、修改后的合資合同等文件資料，但在股權糾紛出現時，這些文件資料是不可能簽署的，審批機關應當區別常態情形下的審批文件資料要求，將法院判決作為審查審批事項的依據，而不應以報批的文件資料不齊全為由駁回報批。這一點，需要審批機關與法院取得共識。事實上，正是因為目前行政審批未能把發生股權糾紛情形的審批與常態情形的審批在報批資料文件要求上區別對待，使受害方關于確認股東資格的訴訟往往不能獲得成功。受害方的股東資格之所以沒有經過審批，是由于一方的故意違約或侵權造成的，而該當事人反而在訴訟中以未經行政審批進行抗辯，成為其對抗受害方訴訟請求、逃避民事責任的利器。長此以往，不僅使受害當事人對法院裁判的公平性產生懷疑，而且還會助長外商投資領域的不誠信之風，危及外資管理秩序，與外資立法目的相悖。因此，關于駁回受害方訴訟請求的觀點是不可取的。當然，關于法院直接判決確認受害方股東資格的意見亦存弊端。從外資管理的角度而言，受害方是否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取得股東資格的條件，是否符合我國的產業政策等，畢竟是行政主管機關應審查的事項，法院徑行判決有越俎代庖、僭越行政權之嫌。

二、已取得股東資格的實際投資人因受欺詐而喪失股東資格

在此種情形中，外商投資企業的合同一方本已在批準證書上被記載為股東，合法取得股東資格，但由于另一方采取欺詐手段騙取審批機關的變更審批，使其股東資格得而復失。例如，A公司與B公司系甲合資公司之股東，A公司利用其管理經營公司之便利，并偽造董事會決議等文件，向審批機關報批，將B公司之股權變更到C公司名下，B公司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是甲合資公司之股東。在處理該案時，某裁判認為，C公司的股東資格是基于外資審批機關的審批而獲得，而外資企業審批行為屬于實質性的行政行為，是我國法律賦予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特有權力,不能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變更，應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解決。毫無疑問，本案中，A公司嚴重侵害了B公司的股東權益，B公司的確權訴訟請求中暗含著一個侵權之訴，法院應對A公司是否構成侵權進行認定，并在此基礎上作出是否支持其請求的判定。既然系民事糾紛，又有明確的訴訟請求與被告，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之規定，除非基于特殊的社會效果考量，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均是不甚妥當的。而通過行政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解決，B公司敗訴無疑。因為行政機關對當事人報批的文件資料的真實性是不應當負審查責任的。何況，行政復議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的期限制度亦極有可能使其喪失救濟機會。

不可否認，對任何事物的認識有當時認知程度的局限性，亦有其時代的合理性。分析這一案件之目的無非是對這一決斷在現有的認知水平下進行反思，尋求解決類似問題的更合理方案。筆者認為，在本案侵權事實可以確認的情況下，應當直接判決B公司系甲公司股東，具有股東資格，而無須象第一種情形那樣判令侵權股東履行辦理報批手續義務。法院在執行時，只需向行政審批、登記機關發協助執行通知書，通知其變更批準證書及進行變更登記即可。之所以與第一種情形異其處理，是因為在此種情形中，B公司的股東資格曾經過了行政審批機關之審查批準，無非是恢復其原來狀態而已，斷無侵犯外資行政管理秩序僭越行政管理權之虞。而在前一種情形中，本應成為股東的實際投資人畢竟未經審批機關批準，因而談不上恢復問題，所以還須履行報批手續。

侵害外商投資企業股東權益還可能涉及股權執行問題。外商投資企業股東的股權是否具有可執行性，存在不同觀點。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利用外資的有關法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外資比例有特殊的要求，如法律要求中外合資企業中外資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因此,強制執行股權可能會導致外資比例降至25%以下，從而違反了我國利用外資的法律,因此負責審批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變更的行政機關決不能盲從判決或仲裁。此種觀點之所以認為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不能直接強制執行，是認為股權是否具有可執行性應由審批部門確定，屬行政裁量事項，不在司法執行的權力范圍之列。而審批行為存在著批與不批兩種結果，因此不能簡單地強制執行法院的判決。

對于前述觀點，筆者不敢茍同。股權本身作為財產權,具有可執行性，乃屬不言而喻。就此而言，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也不應有所例外。股權轉讓同樣涉及審批問題，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不允許股權轉讓的結論。同理，由股權執行會導致股權變更并不能得出外商投資企業股權不具有可執行性的結論。況且，外方股東如與內地公民或法人發生糾紛，其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外資股權往往會成為其唯一在境內的財產，如不允許對其進行強制執行，難以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也不利于建立誠信的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即便強制執行外資股權導致外資比例低于法定要求，也不構成違法，因為此時并不存在法律責任問題。法律有關外資比例的規定是出于鼓勵外資多投資的考慮，外資達不到法定比例，頂多由外資企業變為內資企業，并不存在其他責任問題。企業性質的變更盡管需要履行變更審批手續，但其本身并不在禁止之列。因此，不能以此為由否認外資股權的可執行性。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并不在外資股權是否具有可執行性，而是如何在執行過程中協調司法權和行政權。但不論如何，均不應由于在司法權和行政權協調上存在的技術性問題而否定外資股權的可執行性，從而侵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應區別不同的情況：如債權人系其他股東的，因其并不涉及優先購買權問題，法院可直接執行，審批機關應協助完成變更審批手續。此時可能涉及企業性質的變更，但這屬于變更審批問題，與執行本身無關。如債權人系第三人的，此時涉及其他股東的優先購買權問題，應適用公司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根據該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的強制執行程序轉讓股東的股權時，應當通知公司及全體股東，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有優先購買權。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