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量刑建議權的性質

所謂量刑建議權，是指檢察機關在法庭認定被告人有罪后，檢察官在綜合案情的基礎上，代表國家公訴機關向法庭提出比法定量刑幅度較為確定的量刑范圍并建議法庭予以采納的權力。具體說來，是指檢察機關有權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結合有關刑事政策和案例，請求人民法院對被告人處以某一特定的刑罰即在刑種、刑期、罰金數額及執行方法等方面提出具體的量刑意見。如果把公訴機關享有的請求法院正確認定犯罪事實和犯罪情節并對被告人予以定罪的權力稱為定罪建議權的話，那么公訴機關請求法院根據犯罪事實和各種情節對犯罪的被告人適用合理刑罰的權力便可以被稱為量刑建議權，顯然，它與定罪建議權一樣，屬于公訴權的范疇。

(二)量刑建議權和公訴權的關系

公訴權是指法律規定具有公訴職能的國家機關代表國家為追訴犯罪而向審判機關提起訴訟的權力。@我國的公訴權由檢察機關統一行使，公訴權的內容主要包括決定起訴權、提起公訴權、支持公訴權、決定不起訴權和抗訴權等五項。從世界范圍看，各國因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不同，通過各國的憲法或法律所規定的行使公訴權的機關有所差異，絕大多數國家都規定檢察機關為國家的公訴機關，但也有規定由警察機關、公安機關和大陪審團行使的。我國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惟一行使公訴權的國家機關，刑事訴訟法第136條規定：“凡需要提起公訴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檢察院組織法第1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由檢察長或者檢察員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訴，并且監督審判活動是否合法。”由檢察機關行使公訴權是我國的一貫做法。

公訴權本質上是一種追訴請求權，其核心內容是向法庭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只有有效地揭露犯罪、證實犯罪，才能使法院確信被告人實施了犯罪行為、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從而實現公訴活動的目的。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案件的庭審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基本上形成了以控辯雙方互相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為特征的庭審模式。庭審方式的這種改革，一方面加重了公訴人的責任，因為公訴人需承擔全部的舉證責任，而法官相對地處于消極聽訟、居中裁判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庭審制度改革增強了法庭辯論的對抗性，有利于促使公訴人客觀全面地了解案情和正確地行使公訴權，同時也為檢察機關正確行使量刑建議權提供了契機。

因此，從本質上來說，量刑建議權是公訴權的一部分，是一種司法請求權，它雖不具有終極性，但在刑事審判中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是國家實現刑罰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庭審時，檢察機關提出控訴證據，請求法院認定案件的事實、犯罪的性質和情節，是在行使定罪建議權;同樣，在定性準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基礎上，對犯罪人應適用何種刑種、什么刑度以及哪種執行方法提出具體的意見，是在行使量刑建議權。由此可見，作為公訴權權能組成部分的定罪建議權和量刑建議權，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使犯罪行為人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只是在分工上有所區別而已。前者更注重從事實上揭露犯罪、證實犯罪，而后者則是在前者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犯罪人應該得到刑事處罰，是前者的必然結果。

可見，量刑建議權與公訴權都是檢察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立法機關的制刑權、審判機關的量刑權和行政機關的行刑權對應的一種國家刑罰權。

(三)量刑建議權與審判權的關系

量刑建議權是我國司法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引起了法學理論界和法律工作者的廣泛關注。不少人擔心實行量刑建議權會影響和削弱審判權的行使，事實上，這是兩項不同的權能。眾所周知，刑事審判權包括定罪權和量刑權兩部分。與此相對應，作為行使公訴權的檢察機關也應享有定罪建議權和量刑建議權。毋容置疑的是，量刑權是審判權的一部分，只有法院才能最終對被告人判處刑罰，才能最終作出具體的量刑。而量刑建議權則是在法官作出判決前公訴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正如公訴機關提出的定罪建議不侵犯法官的審判權一樣也不會侵犯和妨礙法院的審判權。盡管量刑建議權這一提法是新的(有的還稱之為“求刑權”，但事實上，長期以來檢察機關一直在行使量刑建議權，只不過所提出的建議不太明確、不太具體而已，如對一些罪大惡極的殺人犯要求判處死刑，或在某些案件中提出從重或者減輕的情節，等等，但適用的范圍相當有限。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法治水平的提高，公訴權也必將不斷地得到完善，但不管其完善的程度如何，都不會對審判權帶來威脅和損害，因為審判權和公訴權的分離是現代法治發展的必然選擇。

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權后，合議庭在評議時應該像考慮定罪建議那樣，充分地考慮檢察官的量刑意見;要是不同意檢察官的量刑意見或判決與量刑意見出人較大時，法官就應該在判決書中闡明理由，如此，量刑建議權的實行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從制度上保障檢察官對量刑的參與和制約。因此，量刑建議權與公訴權中的其它權能一樣，也可構成對審判權的制約，是對審判權的有益的外部監督。

量刑建議權的提出是在刑事訟訴法修訂之后。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案件的庭審方式作了重大改革，一方面加重了公訴人的責任，公訴人出席法庭指控犯罪能否成功，關鍵取決于公訴人對證據的掌握、展示和運用程度。另一方面，新的庭審制度增強了法庭辯論的對抗性。此外，庭審制度的改革使法官處于消極聽訟、相對超脫的地位，基本上扮演居中裁判的角色，這也相對地減少了法官對案件的介人程度。由于我國刑法規定的是彈性的法定刑，不少罪名的量刑幅度都很大，如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可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還有大量如“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等處罰規定，司法實踐中又有許多酌定量刑情節，故我國的法官擁有很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權，這雖為個案的量刑公正提供了前提條件，但也為法官以自由裁量權為名進行腐敗活動留下了空間。而“法官在自由裁量確定具體刑罰的過程中，能否公正準確，關系到法律尊嚴能否得到堅決維護，被告人能否受到應有的制裁，被害人能否受到法律應有的撫慰，也關系到被告人(罪犯)能否從內心里認罪服判，這也影響到其服刑過程中的教育改造效果。”⑦近年來司法腐敗成為社會眾矢之的，與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沒有得到有效的約束有相當大的關聯。檢察機關在全面考慮被告人的犯罪情節以及被害人和社會公益的基礎上提出量刑建議，可以幫助法官準確、公正地量刑，使罪刑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