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或固定電話接到陌生電話一聲響后掛斷，回撥過去即被扣費幾十甚至上百元。據報載，這是近期盛行北京市的一種新型詐騙方式。一位知情人士揭露，原理是這樣的：先到電信公司注冊一個特殊服務號碼，然后買回幾臺電話群撥器，通過軟件(電話轉接器)將聲訊電話與固定電話或移動電話進行默認，電話群撥器自動撥號接通后然后掛斷，如果對方回撥電話，就通過軟件將電話直接接到特殊服務號碼上，一次最少30元，多則幾百元。該名人士在公司干了將近一年，從老板那里拿到了50萬元的收入。

到底該如何定性這種新型犯罪手段，目前法學界暫無定論，但總體來講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認為，提供特殊聲訊服務的不法公司(以下簡稱不法公司)用“響一聲電話”來制造來電顯示，誘人上當，回撥電話，騙取高昂話費，正是隱瞞了回撥即要付出高昂電話費的真相而達到騙取公私財物的目的，其行為應構成詐騙罪。第二種認為，不法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電話用戶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私自將其回撥的電話轉移至聲訊臺，致使用戶在不知不覺中被扣除高昂的話費，其手段為秘密竊取，并且是多次針對多人作案，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第三種認為，不法公司為非法吸取用戶話費，既采取了欺騙行為，又采取了竊*行為，兩種行為分別構成了詐騙罪和盜竊罪。其中詐騙是手段，盜竊是目的，兩者具有牽連關系，因其中法定刑較高的為盜竊罪，根據牽連犯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筆者贊意第二種觀點。

首先，看一下盜竊和詐騙兩罪的區別。其區別主要是犯罪行為的客觀特征不同：行為人是采取秘密竊取的方式取得財物，還是采用欺騙手法使財物控制者陷入“認識錯誤”而產生“自愿”處分其財物的意思和行為，是區分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關鍵。通常情況下，只要按照這個標準進行界定，區分盜竊罪和詐騙罪是并不困難的。在本案中，不法公司雖然用“響一聲電話”制造了普通的未接來電顯示，并隱瞞了回撥即要被轉移至聲訊臺并付出高昂話費的事實真相，致使用戶受騙后回撥，造成了較大的話費損失，但不法公司最終吸取話費的行為還是在用戶渾然不知的情況下作出的，具有很明顯的隱蔽性特征。用戶僅僅是“自愿”回撥了一個普通的電話號碼，但決不是“自愿”被轉接至聲訊臺并“自愿”支付高昂的通話費用。即使多數受害用戶在接通聲訊臺后立即發現上當的事實，但該吸話費結果仍然是在違背當事人意志的情況下發生的。話費占有關系的改變并不是因電話用戶陷于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于不法公司的，而是用戶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其回撥電話被不法公司私自轉移至聲訊臺后被自動吸走的。“響一聲就掛”所起的作用僅是為其盜竊行為作鋪墊，其行為本身也不能不能單獨構成犯罪。至于電話用戶是否在話費被吸的瞬間對其遭到的財產損失有所意識，也并不能影響不法公司竊*行為的成立。因此，竊*行為才是不法公司犯罪目的得以實現的關鍵。

其次，對牽連犯的概念進行分析。所謂牽連犯，是指行為人實施某種犯罪，而方法行為或結果行為又觸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態。牽連犯的基本特征是：必須基于一個最終犯罪目的;必須具有兩個以上相對獨立的危害社會行為;數個行為之間必須存在牽連關系;數個行為必須觸犯不同的罪名。由此可知，構成牽連犯的行為人實施的兩個行為都必須能分別構成犯罪，如果其中一個行為不能獨立成罪，就不能成立牽連犯。在本案中，雖然不法公司在實施盜竊話費的犯罪行為過程中確有制造普通未接來電顯示的欺詐行為，但該欺詐行為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并沒有單獨產生某種犯罪后果，也不能單獨構成詐騙罪。因此，不法公司的行為根本不成立牽連犯，更談不上從一重罪處斷了。

此外，筆者認為，“陷于錯誤認識”是成立詐騙罪的前提條件，是界定詐騙行為罪與非罪的一個要素。如果不是出于錯誤認識而自愿處分財產，則相對人的行為就不可能構成詐騙罪。需要澄清的是，“陷于錯誤認識”的本質并非指被害人被蒙蔽而不知道自己的將要實施的行為將導致該財產被處分的后果，而是指受害人明知自己即將實施的行為會直接導致該財產被處分掉而仍對自己的行為持肯定的態度，即認為自己需要或應當做出該行為。另外，被害人做出的行為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處分行為，其關鍵不是“愿不愿意”，而在于“知不知道”，當然“知道”的前提是對事實真相有清楚明白的認識。在本案中，用戶在回撥電話時并沒有意識到其回撥行為將導致電話被轉移至高收費聲訊臺的事實，若事先知道回撥一個普通電話會竟會導致大量話費被吸的后果，那么相信誰也不會那樣做了，因此，用戶回撥并被動收聽聲訊服務的行為非真正意義上的處分行為。

綜上，筆者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法公司吸話費的行為與盜竊無異，只能成立盜竊一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