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知識產權包含的內容較廣泛，所以，涉及到知識產權的合同糾紛類型也就有很多，解決知識產權合同糾紛的方式一般有協商，調解，仲裁，訴訟，那下面我們來了解有關知識產權合同糾紛仲裁的知識！

知識產權合同糾紛

一、知識產權仲裁的優勢

知識產權仲裁具有如下幾個優點：

1、更易于實現公正。這主要是因為涉及知識產權的糾紛通常都有很強的技術性，審理起來遠比一般的案件更為復雜。仲裁可以聘請技術專家參與，消除糾紛中的技術障礙，有利于實現裁決的公正。

2、更有利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在知識產權糾紛的仲裁中，除了一般性的保密要求之外，還要求保護其技術秘密如專利技術和專有技術。仲裁程序除了當事人有相反約定之外，其審理程序均不公開，這就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商業秘密和企業商譽受到損害的機率，有利于知識產權的保護。

3、更高效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技術和產品的生命周期愈來愈短，有些專利技術在保護期屆滿之前早已遭淘汰而失去保護的價值和意義。在版權上，一旦非法復制品被投入流通市場，便會廣泛地在消費者中傳播，權利人想要將他們全部收回以消除不利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更典型的例子是當這部分作品被人不法上載至互聯網，損害可能立即發生在世界各國。因此知識產權爭議對處理時效要求很強。與訴訟方式相比，由于仲裁程序更為簡化，案件處理的時間會大大縮短，當事人可以減少時間成本，及時得到救濟。而且，仲裁還可以通過自身的規則來縮短案件處理時間，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中心”設立了一種“快速仲裁程序”，該程序對案件聽審的時間進行了嚴格限制，如舉行聽證應在收到請求答辯書和答辯狀后30天內進行，除非有特殊情況，聽審不應超過3天。

4、更有利于維持雙方正常的商貿關系。雙方當事人在仲裁中的對抗性比在訴訟中的要小，對繼續保持合作關系有利。知識產權交易中互相合作就更為重要，因而人們樂于將有關糾紛交付仲裁。

5、從國際角度看，知識產權仲裁裁決更容易被執行。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多為民間組織，獨立于一國的司法體系外，在裁決的涉外承認與執行上比法院更為便利。因為1958年紐約公約《承認和執行涉外仲裁裁決的公約》對此專門作出規定，參加和承認的國家有包括我國在內的150多個國家，因此我國的涉外仲裁裁決可通過該公約的規定在外國得到承認和執行。

6、其他優點。如：比訴訟方式費用低。與協商、調解相比，仲裁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規則，有更強的操作性，仲裁結果具有終局性和強制執行力等。

二、知識產權仲裁的難點與突破

知識產權糾紛分為合同類糾紛與侵權類糾紛兩大類，對于合同類糾紛，如技術開發合同、技術轉讓合同，專利轉讓合同，專利實施許可合同，技術服務合同，技術咨詢合同，保密協議等等合同糾紛，當事人可以在訂立合同時約定仲裁條款，理論上不存在障礙，實踐中也有這樣的仲裁案例。

但是，在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方面，仲裁方式是否能夠成為糾紛解決途徑，還面臨著理論障礙需要加以突破。

(一)知識產權侵權糾紛適用仲裁的理論障礙

以仲裁方式解決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主要的理論障礙有兩點，第一，依據傳統理論，仲裁方式只適用于合同糾紛，不能適用于侵權糾紛。第二，知識產權往往需要通過行政授權方式取得。因行政權授予的權利產生糾紛，適用仲裁方式解決時會面臨著仲裁如何與行政程序進行對接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的邏輯層次是，第一個能否做的問題，也就是仲裁方式解決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行性。第二個是怎么做的問題，也就是在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如何創新仲裁制度以適應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案件的特點。

(二)知識產權侵權糾紛與仲裁的契合點

侵權行為是侵害他人財產、人身以及知識產權等絕對權的行為。侵權行為與合同行為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侵權法保護的對象主要是絕對權，而合同法保護的對象是相對權，也就是合同債權。

有人認為侵權糾紛應該排除在仲裁之外，理由有二：一是侵權糾紛由于行為人侵犯的總是絕對權利，總是與行為人過錯聯系在一起，而不是像在合同關系中空間是哪一方的過錯常常需要作出判斷，因此侵權關系中一方享有絕對權利，是受侵害的一方，另一方由于實施侵害行為而有過錯，雙方地位不平等，不適于仲裁解決。二是侵權行為的侵害對象包括人身權，而人身權案件是不在仲裁適用范圍之內的。因此，侵權案件也不應該在仲裁的適用范圍之內了。

1、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經濟成因

知識產權侵權，顧名思義，侵犯的是知識產權，而知識產權的基本概念是，在一定期限內賦予知識產權所有者排他權以獲得超競爭的利潤，補償發明人在使產品進入市場時所做的投資。

為什么會產生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呢?有學者從法經濟學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他的關注點落在包括但不限于知識產權的無形財產權上：“對于侵犯無形財產權的行為，傳統理論給予了充分的道德譴責和法律評價，但常常忽視這一行為發生原因的經濟分析。行為人為什么放棄直接交易行為而選擇侵權行為，原因之一是交易成本過高。在無形財產權交易中，諸如當事人、標的物、價金、履行期限與辦法、違約責任等問題，都需要雙方進行足夠的信息交流和行為合作。‘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都可以使許多在需要成本的定價制度中可以進行的交易化為泡影。’經濟學家證明，由于存在著對信息的廣泛需求，一旦無法進行談判，或談判不成功，侵權使用就會代替授權使用或其他合法形式的使用。”

當然，侵權行為本身也有成本，其成本包括實施行為過程中所作出的物質耗費、實施違法行為造成的社會后果，以及由于違法行為所承擔的社會制裁。這個成本既有必然成本，又有法定成本。前者是指基于侵權行為本身而產生的資源耗費，是侵權人實施這一行為所作出的現實支出，后者是指因實施侵權行為而依法承受的代價，包括侵權人以財產或其他經濟利益給予受害者的補償，如罰款、沒收非法所得、賠償損失等。侵權者投入一定的成本，實施特定的非法使用他人知識產品行為，是為了謀取收益。在“產出”多于“投入”情況下，該項行為才被視為有“效益”。

2、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點

知識產權侵權糾紛與仲裁的契合點有二：一是平等主體。二是財產內容。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識產權侵犯行為的目的是在于使用知識產權，它與知識產權合同行為在同樣屬于對知識產權的使用，區別只不過在于形式的合法性不同。在一定的條件下，這兩種行為可能互相轉換。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都預先認定為“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也就是說，人們衡量各種行為方式的成本與收益，從而選擇效益最大化的行為。當侵權行為的經濟效益大于合同行為時，人們選擇侵權行為，反之亦然。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知識產權侵權和知識產權合同具有相同的平等主體，侵權者常常就是潛在的可能的合同主體。

同時，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私權，一種特殊的民事權利，是當事人可以自由處分的財產性權利，只要這種處分不違反法律、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既可。

基于這兩個特征，根據《仲裁法》第二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有可能作為“其他財產權益糾紛”而適用仲裁方式解決。

另外，隨著知識產權觀念在社會的普遍形成，惡意侵權的比例將會逐漸減少，加之社會成員各方面的素質日益提高，人們對選擇何種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將更趨于理性，因而經濟性會成為人們選擇仲裁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最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