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市場主體已由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一性、局限性轉變為層次復雜、內涵交錯、隊伍龐大并呈繼續擴展的狀態，名目繁多的企業名稱，類別眾多的經營種類，涉及生產領域、流通領域等諸多方面，市場經濟可謂呈現一派繁榮景象。為了改善和加強對不斷發展、變遷的市場的監督管理，國家相繼制定并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的法律法規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針對性地規范市場行為，但是，政策法律的滯后這一國際性、歷史性因素，始終是一個“頑疾”，擾亂市場秩序的各種非法經營犯罪行為仍然漸進式地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出現并呈現蔓延之勢，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和健康發展，侵害了市場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此，如何有效地打擊非法經營犯罪，進一步鞏固和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保證公平競爭，保護合法經營者和消費者的權益，始終是執法機關特別是公安經偵部門面臨的挑戰和現實課題。準確把握現有的法律、事實證據，是認定非法經營罪的關鍵所在，筆者結合自身實踐就為何認定非法經營罪作一些初淺的探討。

一、一起頗具爭議的非法經營案

我國刑法規定“罪名法定”的原則，只要具備非法經營犯罪的法律特征和構成的必備要件，就可以認定為非法經營犯罪，這個不難理解，難點在于具體理解和適用刑法條文時的尺度把握上分歧較大，現實問題是：由于對非法經營罪的理論研究不夠深入，執法指導思想與立法精神、立法原意存在一定的差異，缺乏相關的司法解釋，僅僅停留在刑法條文和追訴標準的概括性表象限定上，具體如何認定非法經營罪，一直存在模糊性，主要表現在公、檢、法思想不統一、認識不統一、對證據規格的要求認知不統一，影響了偵辦人員在現有事實證據與法律規范對接中對成案的確認度，導致辦案質量不高。加強對非法經營罪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討，為偵辦案件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導，避免因法律“盲點”而導致執法工作的被動、無奈，就成為擺在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面前的課題和任務。

2000年12月，犯罪嫌疑人施某在明知自己無經營資格的情況下，從山東某地購得聽裝棉種95箱計2850公斤1140千克，冒充某種子公司銷售人員，以每聽57元的價格，銷售給我地某鎮農技站，銷售得幣162450元。該鎮農技站將此批棉種銷售給棉農，因質量問題導致670戶近三千畝棉田減產，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00余萬元的嚴重后果，在群眾中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多次上訪，該鎮為平息事態，被迫出資70萬元補償棉農。我局根據該案施某違反國家規定，無照經營、無經營許可證經營，經營數額達到追訴標準，情節嚴重等犯罪構成要件，以施某涉嫌非法經營案立案偵查，對施某刑事拘留并提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檢察機關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我局請求政法委組織公、檢、法專門會辦此案，檢察機關承辦人的意見很明確，施某構成犯罪，但結合刑法條文和種子法的規定，對無營業執照與無經營許可證是否是認定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行政違法行為與犯罪是否有必然聯系，有關工商行政管理法規、規章規定的無照經營就是非法經營，是否就是刑法意義上的非法經營，無司法確認依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某些認識上的模糊性。然而，公、檢、法都有同樣的認知前提：施某涉嫌犯罪。這樣一起典型的非法經營案，為何偵辦過程又如此曲折、艱難?法律制度有待完善的地方?偵辦人員主觀認識的問題?筆者結合此案，對非法經營罪的認定試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