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既維護法律邏輯,又符合刑事政策精神的前提下,應當肯定既遂后中止”這一特殊的犯罪中止命題。但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在我國傳統的危險犯定義之下做出的不得已選擇,要徹底解決困境必須對傳統定義加以反思。關鍵詞:危險犯犯罪中止既遂后中止一、問題的提出按照我國通說的觀點,所謂的危險犯,是指以行為人實施的危害行為造成法律規定的發生危害結果的危險狀態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其特征有三:第一,行為人必須實行了一定的危害行為;第二,危害行為存在著足以造成某種嚴重危害結果的客觀危險;第三,尚未對法益造成危害結果。根據此種觀點,只要行為人的行為實施完畢,造成了法定的危險狀態,就可以成立危險犯既遂,無須發生特定物質性的危害結果。而犯罪形態是故意犯罪過程中不再發展而固定下來的相對靜止的停止狀態,犯罪一旦構成既遂,就不可能再發展成犯罪中止;犯罪既遂是犯罪完成的標志,犯罪中止只能發生在犯罪既遂之前。解除危險狀態的行為只應作為犯罪既遂后的自動挽回行為看待,在量刑時酌情從輕處理。可見,通說觀點否定危險犯實行階段存在犯罪中止。同時持該觀點的人認為如果肯定危險犯在犯罪既遂之后、實際損害結果發生以前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觀點,不僅不夠準確且在刑法理論上站不住腳,違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則。理論上經常以這樣的案例開始討論:在破壞交通設施罪中,行為人將巨石放置在鐵軌上,此后因害怕法律的懲罰而將巨石搬開。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存在危險犯的中止問題呢?對其簡單地加以否定,將解除危險狀態的行為視為酌定的從寬處罰情節,似乎并非妥當的處理方案。因為在此類案件中,犯罪人客觀上消除了業已造成的危險,主觀上體現了敬畏法律的人格特點,仍然在刑法第117條破壞交通設施罪所規定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處罰幅度內從輕處罰顯然過重。所以有人主張應當承認此種情況下構成犯罪中止,主要有如下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可以成立危險犯的中止犯。理由是:1.行為人主動采取措施,客觀上有效解除了法定的危險狀態,防止了危害結果的發生,符合危險犯中止犯的實質性條件,即有效性;2.危險犯中的法定危險結果,不同于實害犯的危害結果。實際的危害結果一經造成,就不可能再彌補,而法定的危險狀態形成后,卻可以有效解除。[1]第二種觀點認為,可以成立危險犯的實害犯的中止犯。理由是:1.危險犯的危險狀態發生后成立既遂犯,既遂犯與中止犯是兩個相互排斥的概念。成立了既遂犯,當然就不能同時成立犯罪的中止犯。2.不能混淆解除業已存在的法定危險狀態”與防止危害結果的發生”兩件事。防止危害結果的發生”是防止尚未發生的實害結果,而非危險狀態。3.不能以危險狀態可解除為由來證明可以將業已成立的危險犯的既遂犯變為危險犯的中止犯。4.它符合相應實害犯中止的三大條件:從時間上看,該中止犯發生在實害犯既遂之前;從自動性上看,該解除危險狀態的行為是行為人自動實施的;從有效性上看,它有效地防止了實害結果的發生。5.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2]第三種觀點認為,犯罪過程是指從犯罪預備開始到犯罪結果發生前的過程。在犯罪既遂之后,實際損害結果發生前,行為人積極采取措施,防止實際損害結果發生的,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具體理由在于:首先刑法對犯罪中止與犯罪既遂的評價并不是采用同一標準,既遂以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全部要件為標準,中止以是否自動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為標準。從邏輯上講,分類標準的不統一,可能造成外延的重疊,因此,犯罪既遂與犯罪中止完全有可能并存。其次,從刑法理論來看,行為人實施了危險行為并出現危險狀態后,又主動采取措施有效消除危險的,符合犯罪中止的四個條件,即時間性、自動性、客觀性、有效性。其三,從刑事政策來看,認定危險犯既遂后仍可成立犯罪中止,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它會鼓勵行為人采取積極的措施盡力防止危害結果的發生,從而使社會免受侵害,使刑法的作用從事后的消極懲罰轉變為事前的積極防范。這符合設立危險犯的立法初衷。刑法之所以將危險的出現而不待實害結果出現時就將其作為犯罪予以打擊,目的就在于強調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竭力防范實害結果的出現,避免兩敗俱傷。因此,將上述行為認定為犯罪中止無疑更符合立法原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