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民權利的救濟性

法律在賦予公民權利的同時，也就負有了保護公民權利正常行使的義務。一旦公民的合法權利受到了侵犯，也就意味著，法律的神圣和尊嚴受到了踐踏。為了捍衛法律的尊嚴，國家理應挺身而出，依靠國家強制力，制止侵害，恢復公民受到侵犯的權利，確保其能夠正常地行使。這種依靠國家強制力量來保障合法權利正常行使的方式，就是所謂的公力救濟。法制的原則要求，權利的救濟應當采取公力救濟的形式，由于公力救濟的得以實現的訴訟活動的刻板和循規蹈矩，使得公力救濟面對急迫的不法侵害時，極易在剎那間元氣大傷變得束手無策，從而難以給予合法權益有效的、及時的保護。即使事后使違法犯罪人受到了應有的制裁，但畢竟"亡羊補牢，為時已晚"，合法權益已受到侵害。因而防衛權的存在也就成為必要，并具有了一種道義上的合理性，它使得合法權益依靠公民自身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從而實現公民權利的自我救濟。

(二)表現形式侵害性

違法犯罪行為是對合法利益的一種侵害，那么，防衛權對于被防衛人而言，無疑也是一種侵害。因為，防衛權的行使，是通過對不法侵害人實施加害來實現的。這種加害，常常使侵害者的身體受到傷害甚至死亡，因而防衛權在客觀上不可否認地表現為一種侵害，一種以惡對惡的報應。并且，這種報應的侵害程度并不總是與犯罪的侵害程度相當，它完全可以大于被防衛人所實施的侵害，只要這種對被防衛人的侵害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不過，由于這種害惡是對邪惡的一種抗衡，是穩定社會秩序的一種需要，因而才得以由法律確認和保護罷了。可見，防衛權盡管在實質上因對邪惡的抗制作用而具有一種"正"的性質，但在形式上，防衛權卻永遠表現為一種侵害。這種形式的最主要的特征上的侵害性和實質上的正當性的統一，是正當防衛權得以別于其他權利的最主要的特征。

(三)國家權力的補充性

制止不法侵害，保護合法權益，是國家權力的歸宿，也是國家權力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防衛權這種私力救濟性的權利，無疑與國家權力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沖突。從形式上看，似乎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削弱。但是，法律作為一種規范性的存在，決定了法律違法犯罪的懲治和預防永遠都是有限的，而不是無所不能的國家權力的這種有限性，使國家的權威和神圣受到極大的威脅和挑戰。由于防衛權是法律賦予的，法律歸根結底又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這就使得防衛權與國家權力在違法犯罪的懲治上，具有了目的的趨同性。如果說，國家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代表的是整個社會的對不法侵害的反應和還擊，那么，防衛權的行使就是公民個人對不法侵害的反應和還擊，并且，這種反應和還擊是國家允許并提倡的。因此，"當對犯罪的國家制裁嚴厲時，正當防衛的限制條件放寬。"防衛權對國家權力的這種補充性，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法律的缺憾，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它也是國家權力的一種救濟，是法律的一種自我保全，這正是國家在國家權力之外，允許與國家權力相對應的防衛權這種私力救濟性權利存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