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的修訂工作已被列入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目前，該法的修訂工作正在緊鑼密鼓的醞釀之中。由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江偉教授主持修訂的“民事訴訟法修訂專家建議稿”目前進行了第四稿論證。此次修改建議稿最引人關注的內容之一，是明確提出保護當事人訴權的主張，改現行的立案審查制度為立案登記制度

-26日，由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主持修訂的“民事訴訟法修訂專家建議稿”，在山東省德州市進行了第四稿論證。

此次修改建議稿在原有《民事訴訟法》的基礎上進行修訂，明確規定進一步保護當事人的訴權，凡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立案登記而不得拒收當事人的起訴狀；增加了“證據編”明確舉證責任；增加了第三審法律審查程序；設立了公益訴訟、小額訴訟、人事訴訟、股東代表訴訟等特殊訴訟程序等，對現行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重大增改。

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頒布于1991年，至今已經走過15個春秋。現在回過頭來看，民事訴訟法的制定還是深受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其中的許多規定都明顯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和烙印。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全面確定和發展，以及民事訴訟理論研究和審判方式改革的逐漸深入，民事訴訟法所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已開始逐漸展現在我們面前。對民事訴訟法進行全面修訂已成為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教授介紹說：“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大量新情況不斷涌現，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已經嚴重滯后。為了適應新情況，大量司法解釋頒行，可以說，民事訴訟法已經成了紙上的法律。因此，該法的修訂勢在必行。”

法院不能拒收起訴狀

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了立案審查制度，只有經法院的實質審查，符合起訴條件的，才予以立案受理。這樣，不少當事人在起訴到法院后，都因為不符合條件，無法“跨進法院的門”，從而加劇了起訴難。“建立立案登記制度，旨在保護當事人的訴權，讓群眾‘告狀有門’。民事訴權作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一種權利，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害和阻礙其行使，為確保訴權免遭侵害及有效行使，我們設計了立案登記制度。”

《民事訴訟法修訂專家建議稿（四）》明確規定，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訴狀，法院無需進行審查就應立案登記。法院不得拒收當事人的起訴狀。

教授舉例說，目前，在某些基層法院，存在“抽屜案”現象，法院接到當事人的起訴狀后，并不給當事人書面的證明，而是將起訴狀放起來，等想辦這個案件時，才走立案程序。從當事人起訴到法院立案往往相隔很長一段時間，不能達到快速解決糾紛、保護當事人訴權的司法效果。更有少數法院明確對立案范圍進行限定，如某高級法院下發的內部文件規定，對于集資糾紛、土地糾紛、職工下崗等13類“涉及面廣、敏感性強、社會關注”的案件暫不受理。為此，造成部分老百姓申訴無門，糾紛長期存在的現象。

作為論證會上爭議較大的立案登記制度，反對者的意見是，實施立案登記制度，無法杜絕惡意訴訟，將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并非所有起訴到法院的糾紛都屬于法院的主管范圍，如果法院“來者不拒”，將給法院帶來巨大壓力。

針對這樣的說法，教授說：“惡意訴訟現象確實存在，但經過我們的調查研究，惡意訴訟屬于訴訟中很小的一部分，立案登記制度并不會導致惡意訴訟的大量增加。解決糾紛是法院的職責，法院不能把當事人拒之門外。另外，如果起訴不符合法院的主管范圍，可以駁回起訴，但這至少能讓當事人進入司法審判的大門，而不是直接不予受理。”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傅郁林說，立案登記制度是目前爭議較大的一個內容。立案登記制度反映了保護當事人訴權的思想。用立案登記制度代替目前的實質審查，可以規范法院的行為，意義重大。

傅郁林認為，真正的立審分離，應當取消立案庭的審判權，將立案程序僅僅作為形式審查的的立案登記程序，將程序問題和實質問題的審判權完整地交給同一法官（或合議庭）行使；而目前一部分由審判庭法官承擔的文書送達等等與“判斷和裁決”無關的事務，恰恰應當交給立案庭。這樣要比由兩庭分享程序事項裁判權與實體事項裁判權所形成的制約機制更為有效、成本更低、更有利于保障公正和正當性。

公益訴訟制度保護公共利益

在實踐中，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問題日益突出，主要表現為某些單位和個人為了追求本部門或個人的私利，私吞國有資產、嚴重破壞自然環境、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有違反公序良俗行為等。

江偉說：“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個人自發為維護不特定多數人利益而提起的公益訴訟，例如中國政法大學學生郝勁松訴某部委案，就是一個例子。在一些公共利益的訴訟中，往往沒有直接、明確的受害人，它是一種邊緣化的權利，一種分散性的權利造成的侵害。我國現行法缺乏對公共利益有效的救濟方式，《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因此，大量公益訴訟都以‘原告與該案沒有直接利害關系’被法院駁回起訴告終。于是，在多數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時，法律不能對公共利益提供充分的保障。這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放縱了違法犯罪行為。”

為了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為充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在這次的專家建議稿中，專門增加了公益訴訟制度一章，將現行民事訴訟法的支持起訴制度改造為公益訴訟制度。《民事訴訟法修訂專家建議稿（四）》第42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國有企業的職工為維護公共利益，可以對實施侵害人提起訴訟。

在建立公益訴訟的問題上，學界與司法部門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即認為應當建立公益訴訟制度，而且針對公益訴訟的特點（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人），應單列程序加以規定。對于環境污染以及向市場轉型過程中對于國家、集體和公共的利益究竟由誰來監管等問題，大家普遍認為，這一角色應由檢察機關承擔，但檢察院的角色和職責要有正確的定位。

保障訴權需要完善訴訟費制度

教授專門向記者談到了民事訴訟法中的訴訟費問題，“訴訟費是民事訴訟中很多制度的杠桿。比如，當事人選擇撤訴與調解相比，如果撤訴和解只交一半訴訟費，調解則要交全部訴訟費。因此，在能夠和解的情況下，當事人往往更愿意選擇撤訴而非調解。督促程序使用率低，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訴訟費低，法院沒有積極性。”

傅郁林說，在現代法治國家，“接受審判”的權利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而要實現這一基本權利，讓普通民眾真正接近正義或真正享受司法福利，合理的訴訟費用制度顯得尤為重要。我國目前訴訟費用制度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訴訟費用過高以及征收依據和分擔的非合理性。這一問題嚴重制約著當事人訴權的充分行使。鑒于訴訟費用收費辦法由法院自定自收的做法不合適，并且訴訟費用涉及到對當事人財產的征收，宜有法律明文規定，因此，此次的專家建議稿增加了訴訟費用一章，對訴訟費用的范圍、預交、負擔以及對經濟困難當事人的訴訟救助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

另外，針對訴訟費用過高而阻礙當事人訴權行使的情況，建議稿降低了訴訟費的征收比例，建議稿還明確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小額程序以及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訴訟費用減半征收；對交納訴訟費用有困難的，增設了訴訟救助一節。

針對上述問題，傅郁林認為：“在我國為了保障公民獲得有效的司法救濟，僅僅依靠統一收費標準、降低訴訟費用、增加司法投入的舉措，尚不足以從根本上掃除公民行使訴權的經濟障礙。為此，改革與完善與民事訴訟費用制度相關的周邊制度成了實現當事人訴權保障的第二位選擇。”

建立三審程序保障法律統一適用

我國目前實行的司法制度是四級（初級法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四級）兩審（一審和二審）終審制。大量案件的審理在中級法院即告終止。由于終審法院級別低，往往難以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困擾，同時，由于審級較低，案件質量也難以保證。為彌補兩審終審制在審級方面的先天缺陷，審判監督程序被頻繁啟動，導致“終審不終”，動搖了法院和法律的權威性，兩審終審制也名存實亡。

而且，在司法實踐中，法院經常碰到法律沖突問題，不同的法律規定有沖突，地方的法規與法律有沖突，甚至還有下位法違反和修改上位法的情況。

“因此，我們的建議稿提出建立一個法律審程序即三審程序。這一程序是有條件的三審制，是在法律‘有問題’時，即法律規定相互發生沖突時，才由級別比較高的法院來對法律的沖突進行處理，以達到統一法律適用的目的。”教授介紹說，“我國現行的兩審終審制不利于充分發揮四級法院的整體功能和實現四級法院各自不同的價值目標，特別是我國啟動再審程序存在立法空白，以審判監督制度彌補二審的不足，導致‘終審不終’，動搖了法院和法律的權威性。建立三審制度，保障法律的統一適用，從全局的高度出發，增加社會的整體正義。”

“我特別要強調的是三審并非改變二審終審制。專家建議稿中的三審僅僅是一個法律審。”傅郁林談到三審問題時，首先澄清了目前一些人對三審制度的誤解。她介紹說：“目前建立三審程序的呼聲很高，然而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三審程序可以取代再審程序。事實上，我們主張應當‘以二審終審為原則，以三審為例外’。必須指出，三審程序以解決法律沖突和創制法律規則為基本功能，解決立法、司法解釋尚未解決的問題，屬于‘大、難、要、新’的案件。再審程序則是全面糾正司法錯誤———在實踐中主要是事實錯誤。三審與起訴和上訴不同，應當經過法院的實質審查。”

傅郁林認為，建立三審程序的目的是使得整個司法結構在技術上安排更合理，從而優化二審程序并強化一審程序功能，從根本上減少司法錯誤，進而減少尋求再審的需要，同時從根本上增加司法信用和司法權威，最終從根本上減少對尋求再審的刺激。與會專家普遍認為，雖然此次建議稿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建議稿推動了民事訴訟法修訂的立法進程，帶動了學界、司法界、民間對民事訴訟法的關注和研究，有利于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