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3）佛中法民一終字第804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辦事處容港路8號。

　　法定代表人顧雛軍，職務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劉長久、吳俊波，廣東新里程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周逢春，男，1973年2月20日出生，漢族，住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辦事處朝陽區紅光街2巷2號。

　　委托代理人陳志坤，廣東華法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因勞動爭議糾紛一案，不服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2002）順法民初字第324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判決認定：原告梁永詒等十六人是被告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國際營銷部職員。2000年底科龍公司營銷系統人事行政部制定薪酬方案，規定國際營銷部人員薪酬采用年薪制，薪酬體系包括底薪、傭金、獎金和福利，福利不在薪酬方案體現。薪酬方案對底薪、傭金、獎金的計算及分配做了相應規定，并確定國際營銷部必須完成出口利潤目標，并對利潤的完成情況進行相應的獎罰。如能完成出口利潤目標，則按超額完成預算利潤的40％提取超額利潤獎，超額利潤獎列入部門年度獎進行分配；如不能完成出口利潤目標，則按未完成部門預算利潤的20％扣罰國際營銷部的年度獎金，直至扣完全部年度獎為止。國際營銷部的獎金每半年考核一次，由部門制定二次分配方案，報營銷人事行政部、營銷財務部確認后執行發放，但以完成任務的80％為前提。方案制定后，由時任科龍公司有關負責職務的人士（包括：1、徐鐵峰，時任科龍公司董事長、總裁。2、屈云波，時任科龍公司執行董事、營銷總裁，主管國際營銷部。3、余楚媛，科龍公司執行董事、財務副總裁。4、彭綺玲，時任科龍公司營銷系統人力資源部部長。5、張博，時任科龍公司營銷財務部部長）的簽字同意并批準按該方案執行。2001年初，國際營銷部自報2001年度的利潤為－1261萬元。2001年1月16日，科龍公司的財務資源部管理會計科的科長劉展成依據國際營銷部自報數編制了《2001年國際營銷預算損益表》，并根據公司的要求核定國際營銷部2001年度凈利潤為1121萬元，該表報財務資源部的總監謝哲勝批準簽發。2002年2月5日，科龍公司的財務會計科計算國際營銷部2001年度出口實現利潤為33091739元，并由劉展成簽名確認財務數據的準確性。2002年5月28日國際營銷部作出報告，要求科龍公司支出2001年度超額利潤獎共8752695.6元以兌現薪酬方案的承諾，劉展成于2002年6月3日確認報告上財務業績數屬實。2002年9月11日，國際營銷部的所有員工協商確定超額利潤獎分配方案，確定了各員工應得的獎金數額。其后，員工依據該分配方案請求科龍公司支付超額利潤獎，科龍公司拒絕。原告梁永詒等十六人遂于2002年10月15日申請勞動仲裁，順德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以原告的申請超過仲裁時效為由不予受理，原告因此提起訴訟。

　　原審判決認為，原、被告之間的三個爭議焦點都是以薪酬方案為基點，因此應首先確認薪酬方案的效力問題。意見如下：一、薪酬方案是原、被告之間勞動合同的補充性合同。理由如下：1、從薪酬方案的內容上看，該方案是針對原告等人的薪酬體系制定的規范，其內容與原告等人的工資收入有密切關聯，亦是就勞動合同中第三條第（一）項“在合同期內，按企業確定的分配形式支付工資報酬”的具體化規定，其實質就是科龍公司的分配形式，因此該方案是勞動合同的補充規定。2、該方案雖系科龍公司的人事行政部制定，具體內容上并未顯示有原告等人的意思表示，但該方案涉及到原告等人的權利義務的設立、變更、終止，而且不可忽略的是：原、被告的勞動合同第三條第（一）項的規定，本身既是就勞動報酬方面雙方的意思合意，那方案所確定的分配形式的具體內容，也當然的是原、被告意思一致的體現。其基于當事人之間的信賴和期待而成立，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二、薪酬方案已經生效。1、薪酬方案規定“營銷人事行政部是薪酬管理的歸口部門”，“本方案自批準之日起生效”。而薪酬方案為營銷人事行政部制定，且有時任科龍公司的相關負責人批準同意執行。2、科龍公司的公司章程作為內部自治規范，其有關董事會職權范圍的規定，效力僅及于公司以及股東、董事、監事、經理等特定的公司內部管理層關系人。作為公司管理層的外部關系人的原告等人，沒有特定的義務對章程內容做過多的了解，章程該規定的效力也不在其受約束的范圍。在公司管理層的主要負責人簽名批準方案執行后，原告作為善意的相對人，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薪酬方案經權力部門批準生效。3、薪酬方案的內容符合法律的規定，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且經批準執行，即薪酬方案約定的生效要件已成立，從批準執行之日對原、被告具有約束力。關于仲裁時效問題，原告的請求并未超過法律規定的仲裁時效。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勞動爭議發生之日是指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依據該條款的規定，仲裁時效開始計算的成就，應具備以下要件：1、有權利的存在；2、權利能被主張；3、權利主張被拒絕。而本案的實際情況并不成就以上要件：一、超額利潤獎的發放時間并非2001年底。訴訟中原、被告皆確認超額利潤獎不包括在薪酬方案規定的獎金范圍之內，而且國際營銷部是否完成或超過預定的1121萬元的目標也應結合全年業績作出認定，那超額利潤獎在僅有全年利潤指標而無半年利潤指標規定的情況下也應不可能出現年中、年底各發放一次的情況規定，因此薪酬方案中規定的“獎金年中、年底各發放一次”應是僅指薪酬體系中獎金的發放時間。二、薪酬方案規定如完成出口利潤指標，按超額完成預算利潤的40％提取超額利潤獎，那原告有否請求給付超額利潤獎的權利，則應在國際營銷部全年業績結算后才可能知道有否利潤。而科龍公司的財務科長劉展成于2002年2月6日才確認利潤數據，也即此時原告等人才知道有獲得超額利潤獎的可能。三、原告等人具體權利的確定，還必須經國際營銷部制定二次分配方案才能確認。而國際營銷部全體員工于2002年9月11日才協商確定二次分配方案，也即此時原告的具體權利得以確定并應可以主張。四、科龍公司一直未明確拒絕將超額利潤獎發放給原告等人。被告在訴訟中提供的《2001年科龍集團年終獎分配方案》，原告予以否認，被告亦不能舉證證明原告知道該方案的事實，對該事實被告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那原告是否知道權利被侵害，則應從原告認為自身權利被侵害之時起始。而原告于2002年10月15日申請仲裁，據此認定原、被告的勞動爭議發生之日從該日開始計算。退一步而言，即使從原告知道權利存在之日（2002年 9月11日）起計算，原告的請求亦未超過仲裁時效。關于利潤應采何種方式計算的問題，應采用邊際生產成本計算方式。在2001年初確定國際營銷部的利潤時，科龍公司采用的為邊際生產成本計算方式。對于為何采用該方式計算，被告并沒有作出合理解釋，證人劉展成解釋為“內銷及出口均需要承擔很大的費用，可能公司為了刺激出口，因此把有關的費用由內銷承擔”，劉展成作為科龍公司制定各部門預算目標的專職負責人，其在職務范圍內所為之行為應為代表科龍公司，在其制定了國際營銷部的預算目標并已提交管理層備案，應視為科龍公司同意其計算方式，其對采用邊際生產成本計算方式的解釋亦應視為科龍公司的默許。其次從公平的原則出發，在預算目標未計算相關費用給國際營銷部的情況下而讓員工承擔未知數的費用數額去努力工作，則是對員工的不公平對待，其創造的價值不能得到公正地體現。因此2001年國際營銷部的利潤采用邊際生產成本方式得出33091739元是合理的，予以確認。綜上，原告的請求合法合理，應予支持，被告應負支付超額利潤獎給原告的責任。被告的抗辯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第一百一十一條的規定，判決：被告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支付超額利潤獎共 3469426元給原告梁永詒等十六人，其中周逢春的超額利潤獎為71948元，十六宗案件訴訟費共800元由被告負擔。

　　上訴人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認為：本案在一審的審理過程中，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進行事實調查及辯論：1、本案是否已超過仲裁時效；2、2001年《科龍集團營銷系統國際行銷部薪酬方案》是否生效；3、本案所涉及超額利潤應以何種方式核算。而一審法院針對以上三個問題，作出完全對被上訴人有利的認定，以此支持被上訴人的訴訟請求。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的認定是錯誤的，理由如下：一、關于仲裁時效的問題，根據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勞動爭議發生之日是指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本案關于仲裁時效的焦點問題，就是要明確 “勞動爭議發生之日”應確定為何時。根據本案的事實，上訴人就此提出以下意見：1、根據被上訴人提供2001年《科龍集團營銷系統國際營銷部薪酬方案》規定，“超額利潤獎列入部門年度獎進行分配”，在第六條獎金發放與管理中規定“底薪每月發放；傭金按月計算發放；獎金年中、年底各發放一次。”以上規定已經明確了獎金的發放時間，而超額利潤獎也屬獎金范圍，因此，即使上訴人應向被上訴人支付超額利潤獎，那么獎金也應在2001年底前就應發放給被上訴人，如果說被上訴人的權利有被侵害的話，則從規定的獎金發放時間開始被上訴人就應知道其權利被侵害。而上訴人是否確認國際營銷部完成的利潤數、國際營銷部是否制定二次分配方案，都不妨礙被上訴人行使其要求發放獎金的權利，因此，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被上訴人的勞動爭議發生之日不能按2001年年底計算是錯誤的。 2、上訴人提交的科龍公司《2001年度科龍公司年終獎分配方案》是2002年5月出臺，科龍公司各部門年終獎確已按上述方案執行，該方案可證實科龍公司在2002年5月已經明確拒絕發放超額利潤獎，而被上訴人在2002年10月15日才提起訴訟，顯然已超過勞動仲裁應當在60天提出的規定。對這份證據，一審法院以上訴人不能舉證被上訴人知道該方案的事實為由加以否定。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是股票公開上市交易的公眾公司，其整個公司年終獎發放到各個部門（其中也包括國際營銷部）的情況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國際營銷部作為上訴人的一個部門，其不知道上訴人的年終獎分配是不可能的，因此，被上訴人知道方案內容是可以推定的事實，一審法院否定該證據毫無道理。二、關于2001年《薪酬方案》是否生效的問題。一審法院認為該《薪酬方案》已經生效，其理由是《薪酬方案》是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勞動合同的補充性規定，方案所確定分配形式的具體內容是雙方意思一致的體現，并進而認為在該方案有上訴人相關負責人的批準同意的情況下，被上訴人作為善意的相對人，有足夠理由相信薪酬方案經權力部門批準生效。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的這一認定是錯誤的，其根源在于將《薪酬方案》理解為科龍公司與員工之間的合同關系，以此認為被上訴人是善意相對人，科龍公司不能以其章程對抗具對外所實施的法律行為。而事實上該方案性質上屬于科龍公司內部的勞動管理制度，并非科龍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的合同關系。該方案里董事長及其它人的簽字，并非對外向被上訴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而是該方案內部報批過程中向公司董事會提出的個人意見和看法，因此上述簽字并不對外產生法律效力，該方案在經公司內部的合法機構批準生效前，與被上訴人毫無關系，被上訴人的法律地位，更不是一審判決所稱的“善意相對人”。而公司的管理制度是否生效，顯然應當由公司內部具備批準權的機構批準后生效，根據科龍公司章程，該方案的批準權屬公司董事會，因此，該方案應經董事會批準后生效，而該方案一直未得到公司董事會批準，因此該方案未生效。一審法院對《薪酬方案》性質認定的混亂和錯誤，導致其得出《薪酬方案》未經董事會批準就已生效的錯誤理論。三、關于國際營銷部所完成的實際利潤的核算方法。科龍公司財務人員劉展成2001年1月 16日編制的《2001年國際營銷預算銷售、財務費用表》及《2001年國際營銷預算損益表》，本來是根據科龍公司慣例，各部門每年必須填報的預算表格，與本案所涉《薪酬方案》沒有任何關聯。而被上訴人在無任何證據證實的情況下，牽強附會將其理解為《薪酬方案》的附件，并認為：上述表中未計算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是典型的邊際成本計算方法，因此認為本案所涉及的利潤應照此方法計算。上訴人在一審過程中指出：被上訴人所依據的上述兩個表，并未顯示出與本案所涉《薪酬方案》有任何關聯，《2001年國際營銷預算損益表》所指凈利潤1121萬元，并無任何證據顯示是本案所涉《薪酬方案》所稱的出口利潤指標，更無任何文字表述顯示出核算國際營銷部實際利潤時可以不用扣減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據此，被上訴人所稱“預算是按邊際生產成本的方式計算”沒有任何依據，而結算要按邊際生產成本的方式計算就更加沒有依據。一審法院完全回避上訴人的上述意見，在無任何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僅因《2001年國際營銷預算損益表》中管理費用、財務費用一欄未填寫竟然就推斷出國際營銷部2001年利潤應當按邊際生產成本的方式計算，而對按這種方法計算出的利潤為什么就是《薪酬方案》所指超額利潤，竟然無任何說明。因此，對于國際營銷部的超額利潤的計算方法，一審法院的認定沒有任何說服力。按照公司正常的財務核算方法，財務利潤數應當分擔相應的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否則，公司的上述費用從何處分擔，根據公司財務數據，2001年度國際營銷部扣除上述應分擔相關費用之后的財務實際利潤為： 33091739－61600000－33420000＝－61928261元。據此，2001年度國際營銷部的財務實際利潤為虧損－61928261元人民幣。因此，即使按被上訴人所依據的2001年國際營銷部薪酬分配方案執行，被上訴人也不符合得到超額利潤獎的條件。綜上所述，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駁回被上訴人的訴訟請求，由其負擔一、二審訴訟費用。

　　上訴人在二審期間提交了下列證據：

　　1、上訴人人力資源部和財務資源部關于2001年度科龍集團年終獎分配方案的說明，證明2001年年度獎分配方案和實際分配的情況。被上訴人質證認為該證據上訴人并沒有在舉證期限內提出，依法不應予以質證。從另一方面看，該證據是由上訴人內部的職能部門作出的，它們代表的是上訴人的利益，該兩份證明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被上訴人答辯認為：原審判決保護了勞動者的權益，維持了正常的秩序，年終獎分配方案中的獎金所指的是普通獎金，而不是超額利潤獎，國際營銷部利潤應該采取邊際成本計算方式，薪酬方案是勞動合同的補充性合同，上訴人年中和年終都是采取邊際成本計算方式，現在上訴人否認該計算方式是其辯解。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在二審期間沒有提交新證據。

　　經審查，本院對原審認定的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應圍繞以下三個爭議焦點予以解決：一、《薪酬方案》是否生效。二、被上訴人的仲裁請求是否已超過法定時效。三、超額利潤應以何種方式計算。綜合分析雙方在訴訟過程中的陳述以及附案的證據，從以下的分析可以確認上訴人應按照《薪酬方案》向被上訴人支付超額利潤獎。

　　（一）對于《薪酬方案》是否生效的問題，雖然上訴人的章程第10.4條規定公司的獎勵辦法須由董事會決定，但被上訴人作為公司管理層以外的員工并不清楚公司的內部操作規范，而且《薪酬方案》已由當時上訴人的董事長徐鐵峰、主管國際營銷部的總裁屈云波、主管財務的副總裁余楚媛、營銷系統人力資源部的負責人彭綺玲、營銷財務部的負責人張博批準同意，被上訴人有理由相信該方案已經公司的權力機構批準執行。從另一方面看，《二○○一年度科龍集團年終分配方案》基于國際營銷部的獎金已經發放，故確定不再計發超額利潤獎，這說明上訴人對《薪酬方案》的效力是予以認可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薪酬方案》在實際中得到承認和執行。被上訴人已依據《薪酬方案》的規定為實現上訴人的超額出口利潤作出努力，上訴人以該方案因未經董事會批準而尚未生效的主張缺乏依據，本院不予采納。

　　（二）仲裁時效應從被上訴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其具體權利被侵害之日起開始計算。從本案的事實上看，國際營銷部超額出口利潤的實現并確認，國際營銷部個體員工超額利潤獎的計算都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被上訴人請求分配超額利潤獎的具體權利自2002年9月11日才得以形成。雖然《薪酬方案》中規定“獎金年中、年底各發放一次”，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已在一審的庭審過程中均確認超額利潤獎不包括在《薪酬方案》所稱的獎金之內，被上訴人是否完成出口利潤目標應在結合上訴人2001年全年出口業績的前提下才得以確認。2002年2月6日上訴人的財務資源部經理劉展成確認公司全年的出口利潤數額，并在2002年6月3日對國際營銷部上報的財務業績數再次確認，這使國際營銷部實現超額出口利潤的事實得到確認，并使分配超額利潤獎成為現實。2002年9月11日國際營銷部全體員工經協商制定超額利潤獎的分配方案，確定各自具體的應發獎金數額，至此，被上訴人的具體權利才得以形成。從上訴人在2002年5月作出的《二○○一年度科龍集團年終分配方案》看，該分配方案為上訴人人力資源部以其名義向公司領導所作出的，雖然方案有加蓋上訴人公司的公章，但該方案只是人力資源部就年終分配問題向公司領導所作的請示，并非就年終分配方案作出的正式文件，上訴人并沒有提供證據證明該分配方案已經權力部門作出批準，也未能證實將最終確定的分配方案向所屬的各部門下發。對上訴人在二審期間提供的人力資源部和財務資源部的證明，因該證據上訴人未在一審的舉證期限內提出，二審中也未合理解釋在一審舉證期限內不能舉證的理由，故不能視為二審的新證據予以采納，而且人力資源部和財務資源部作為上訴人的內部部門，與上訴人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其證言需在有其他證據予以相互印證的情況下才可采信，故對于上訴人認為其已在2002年5月明確拒絕發放超額利潤獎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訴人的具體權利自2002 年9月11日才得以形成，原審判決確認其勞動仲裁未超過法定的仲裁時效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三）從公平合理的角度上看，對于超額利潤獎的計算，出口利潤目標與出口利潤數額應采用相同的方法計算，這樣才存在兩者之間的可比性。根據上訴人在一審提供的答辯狀，劉展成當時任職上訴人的財務資源部經理，其在擬定2001年國際營銷部的利潤目標時將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等相關的費用予以扣除，其是采用典型的邊際成本方法計算得出國際營銷部2001年的利潤目標的，2001年國際營銷預算損益表所確定的利潤目標已經主管財務資源部的總監謝哲勝審核批準，這應視為上訴人同意以邊際生產成本法計算2001年的利潤目標。既然出口利潤的目標是使用邊際成本法計算得出，若出口利潤的數額采用其他方法計算，兩者的計算并不是基于統一標準，這無疑對作為員工的被上訴人是極不公平的。劉展成在2002年2月6日對財務會計科采用邊際成本法計算得出的國際營銷部2001年所實現的利潤33091739 元作出確認，并在2002年6月3日對國際營銷部報告上的利潤數額33091739元再次予以認可，劉展成在職務范圍內所實施之行為足可說明上訴人同意以邊際成本法計算得出2001年的出口利潤。上訴人作為上市公司，從真實反映公司實際情況的角度出發，在年終向社會公布公司盈虧時應采用完全成本的方法來計算利潤，但對于作為其內部部門的國際營銷部，既然已經以邊際成本法確認了部門的工作目標，故部門的年終利潤結果也應以相同的方法予以計算。因此，上訴人認為2001年國際營銷部的利潤應以完全成本法計算的主張缺乏理據，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原審認定事實清楚，判決正確，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無理，本院予以駁回。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訴訟費50元，由上訴人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麥 潔 萍

　　代理審判員 麥 嘉 潮

　　代理審判員 楊 桂 明

　　二○○三年 八 月 一 日

　　書 記 員 羅 凱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