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00）津高法經終第027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區天津遠洋大廈A座19層。

　　法定代表人陳洪生，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范欣欣，該公司商務科科長。

　　委托代理人閆　萍，天津市源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軒尼詩道253―261號依時商業大廈13樓。

　　法定代表人張明坤，總經理。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天津美通國際貨運服務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區昆明路100號京海公寓4樓。

　　法定代表人劉　彬，總經理。

　　上訴人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因拖欠海運費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1997）津海商初判第472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簡稱天津中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范欣欣、閆萍，被上訴人天津美通國際貨運服務有限公司（簡稱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彬到庭參加訴訟。被上訴人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簡稱香港美通公司），經本院公告送達開庭傳票，未到庭。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1993年至1995年期間，香港美通公司委托天津中貨公司出運貨物，雙方均簽訂了協議書。天津中貨公司依香港美通公司的要求，分期將香港美通公司出運的貨物分別配載“永安城”、“鷹榮”等輪，提單號：COSUXVC3505125，TRO/0359，共出運225票貨物，所產生海運費為503，068.20美元，天津遠洋貨運公司為89票貨物，所產生海運費75，917.11美元，港雜費人民幣196，416.10 元。（1996年4月27日，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天津遠洋貨運公司合并為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債權債務均由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負責）。天津中貨公司均按委托協議書的約定履行了其義務，將香港美通公司所委托出運的貨物安全運到各目的地，香港美通公司應給付天津中貨公司海運費503， 068.20美元，港雜費人民幣196，416.10元。

　　1995年2月21日，香港美通公司所簽署的還款計劃中，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明坤已簽字認可拖欠天津中貨公司海運費。但也有劉彬的簽字認可拖欠天津中貨公司海運費。劉彬在還款計劃中簽字時的身份是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天津辦事處的雇員，又是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原審法院認為，1993年至1995年期間，天津中貨公司與香港美通公司所簽訂的協議書合法有效，是確定當事人權利義務的依據。天津中貨公司按協議書的約定，將香港美通公司的出運貨物已分別配載“永安城”、“鷹榮”等輪，提單號COSUXVC3505125，TOR/0359，出運并安全抵目的港，共計225票，所產生海運費503，068.20美元，港雜費人民幣196，416.10元。香港美通公司應如數償付天津中貨公司。

　　香港美通公司所出具的還款計劃中雖有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彬簽名確認，讓其承擔連帶責任證據不充分，理由不充足。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判決：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償付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海運費503，068.20美元，港雜費人民幣 196，416.10元。

　　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不服天津海事法院（1997）津海法商初判字第472號民事判決，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改判：第一被上訴人償付上訴人海運費503068.20美元，港雜費人民幣 196416.10元；第二被上訴人承擔連帶責任。理由：原審認為香港美通公司所出具還款計劃中雖有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彬簽名確認，但讓其承擔連帶責任證據不足，理由不充足。上訴人認為，原判認定的事實及理由不正確，沒有法律依據。首先，“還款計劃”并非為第一被上訴人單方所出具，事實是二被上訴人共同出具的，有分次還款期限，有二被上訴人的法定代表人簽字。依據我國《合同法》第三十二條，《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之規定，“還款計劃”的債務人主體應是兩個，而且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應認定為合法有效。依據《民法通則》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七條之規定，二被上訴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其次， 1996年至1997年第二被上訴人分別六次陸續償還欠款，尤其在訴訟期間還償還兩筆，應認定是對1995年2月21日“還款計劃”的履行。1993年至 1995年間上訴人與第一被上訴人之間所簽協議書合法有效，故第一被上訴人應承擔償還上訴人海運費503068.20美元及港雜費人民幣 196416.10元的義務。但1995年2月21日，二被上訴人簽署了“還款計劃”，至此債務人的主體變成了兩個，形成了連帶之債。根據“協議書”，根據“還款計劃”和第二被上訴人六次實際履行“還款計劃”的事實及庭審中第二被上訴人的代理人對“還款計劃”未持異議的事實，第二被上訴人應承擔連帶責任。此外，第二被上訴人為第一被上訴人在津投資開辦的公司，第二被上訴人也應承擔連帶責任。懇請二審法院判準上訴人的上訴請求。

　　天津美通公司在庭審中辯稱，上訴人的理由有失事實，無法律依據。關于在還款協議中簽字，是香港美通公司與天津中貨公司的協議，還款計劃中無任何第三方，只有香港美通公司。1997―1998年，天津美通公司與香港美通公司有業務往來，為節省銀行費用，天津美通公司代香港美通公司向上訴人還款。

　　根據當事人上訴答辯情況，合議庭確認本案訴爭焦點為天津美通公司是否承擔連帶還款責任。

　　上訴人為支持其上訴主張，提交了下列證據：

　　證據一，核準設立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的工商檔案；

　　證據二，1994年1月13日，天津遠洋貨運公司與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簽訂的第一份貨運協議及補充協議；

　　證據三，1994年6月18日，天遠集裝箱貨運公司與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簽訂的第二份貨運協議；

　　證據四，1994年6月18日，天遠集裝箱貨運公司與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簽訂的第三份貨運協議；

　　證據五，1994年8月9日，天津美通公司成立的工商登記材料。證明天津美通公司是香港美通公司獨資興辦的外商獨資企業。天津市人民政府于1994年8月9日頒發了外經貿津外字第（1994）1242號批準證書；同日，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以津開批（1994）657號文批準成立。國家工商局于1994年9月1日簽發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注冊號003906，后變更為007039，經營期限為1994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 30日，法定代表人為劉彬；

　　證據六，1994年10月20日，天遠集裝箱貨運公司向香港美通公司發出的催收欠款通告；

　　證據七，1994年10月，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簽署的保證于1994年11月底付清欠款的保證書；

　　證據八，1994年12月23日，天遠集裝箱貨運公司向天津美通公司主張權利的通知；

　　證據九，2001年9月8日，上訴人業務經辦人黃景誠出具的證明，證明向二被上訴人發出的催收欠款通知，對方未提出異議；

　　證據十，1995年2月21日，香港美通公司和天津美通公司向天遠集裝箱貨運公司出具還款計劃，兩被上訴人的法定代表人簽字確認；

　　證據十一，1995年6月26日，天遠集裝箱貨運公司與香港美通公司簽訂的貨運協議；

　　證據十二，1996年2月28日，天津遠洋貨運公司、天遠集裝箱貨運公司合并改制成立天津中貨公司，天津遠洋貨運公司、天遠集裝箱貨運公司撤銷；

　　證據十三，1996年5月至10月，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向天津中貨公司償還運費共六筆，共計40833.21美元；

　　證據十四，1996年12月17日至1998年8月21日，天津美通公司向天津中貨公司償還運費六筆共計45479.30美元，人民幣45542.01元；

　　證據十五，1999年11月8日，中遠集裝箱公司出具證明天津中貨公司已將運費墊付的證明；

　　證據十六，被上訴人尚欠上訴人運費明細，計應償還海運費503068.20美元，港雜費人民幣196416.10元。

　　天津美通公司在庭審中對上訴人前列所舉證據無異議，庭后提交的書面材料中又對上訴人提交證據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但未提交相應證據。故合議庭對上訴人前列所舉證據予以確認。

　　天津美通公司提交了下列證據：

　　證據一，張美出具的證明，證明劉彬在簽署“還款計劃”的主要作用是記錄談判內容及起草還款協議；

　　證據二，香港大鵬貨運公司已經作為天津美通公司的投資方的證明；

　　證據三，天津美通公司的營業執照，證明該公司成立于1994年9月1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臺港澳僑投資企業批準證書》，批準號為外經貿津外資字第[1994]1242號；

　　證據四，美通船務有限公司天津辦事處的證明材料，包括稅務登記證和首席代表蘇子奇的工作證；

　　證據五，證明天津美通公司劉彬1994―1995年間是香港美通公司的雇員的材料。

　　天津中貨公司對天津美通公司提交的證據的質證意見是，對證據一，未提供有關證明人的地位，不是合法取得；對證據二和證據三的批準證書的真實性無異議，其表明投資人為大鵬公司，但責任承擔主體為天津美通公司，天津美通公司仍是作為獨立法人存在；對證據四稅務登記證因無原件，登記日期、負責人均沒有，有異議；對證據五，因無原件，不予認可。

　　根據天津中貨公司對天津美通公司舉證的質證意見，合議庭的認證意見是，對天津美通公司提交的證據二、證據三，因天津中貨公司對該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予以認定；對證據一，因該證據未注明出證人的身份，不予認定；對證據四，外商企業稅務登記證和首席代表蘇子奇的工作證，雖然是復印件，天津中貨公司不予認可，但并未舉出相反證據，予以認定；對證據五，雖然均是復印件，但從文件內容看，可以證明劉彬1994―1995年期間為香港美通的雇員，天津中貨公司雖對該證據不予認可，并未提出相反的證據支持其主張，予以認定。

　　根據當事人舉證質證情況，本院查明事實：1993年至1995年期間，香港美通公司分別委托原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原天津遠洋貨運公司出運貨物。雙方均簽訂了協議書。原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原天津遠洋貨運公司依香港美通公司的要求，分期將香港美通公司出運的貨物分別配載“永安城”、“鷹榮”等輪，提單號：COSUXVC3505125，TRO/0359，出運并安全抵達目的港，共出運218票貨物。截止1996年7月2日，香港美通公司尚欠海運費589380.71美元，港雜費人民幣241958.01元。

　　天津美通公司是香港美通公司于1994年8月9日在天津成立的外商獨資（港資）企業。天津市人民政府于1994年8月9日頒發外經貿津外資字第（1994）1242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臺港澳僑投資企業批準證書》。同日，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以津開批（1994）657號文批準成立。國家工商局于1994年9月1日簽發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注冊號003906，后變更為007039，經營期限為1994年9月1日至2014年8 月30日，法定代表人為劉彬。

　　原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于1994年10月20日、12月23日分別向香港美通公司、天津美通公司發出催收欠款通告或通知。

　　1995年2月21日，香港美通公司向原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出據還款計劃，載明“我公司所欠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的全部海運費爭取在1995年6月31日之前，對清，還清。平均每個月還美元10萬元左右（95、3―6、）”。該還款計劃未加蓋公司印章，香港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張明坤簽字確認，劉彬也在該還款計劃上簽字確認。劉彬當時的身份是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天津辦事處的雇員，又是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天津辦事處的首席代表為蘇子奇。

　　1996年2月28日，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天津遠洋貨運公司合并為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天津遠洋貨運公司撤銷，債權債務均由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負責。

　　1996年4月28日，香港美通公司將其在天津美通公司的全部股份轉讓給香港大鵬貨運倉庫有限公司。1996年6月10日，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以津開批（1996）384號文批準天津美通公司出資額轉讓，適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臺港澳僑投資企業批準證書》是外經貿津外資字第（1994）1242號批準證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經營范圍和法定代表人未變。

　　1996年5―10月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向天津中貨公司償還六筆運費，計40833.21美元。

　　1996年12月17日至1998年8月21日，天津美通公司向天津中貨公司償還運費六筆，計45479.30美元、人民幣 45542.01元。其中，1996年12月17日償還運費10730、80美元，1997年1月28日償還13510美元，1997年3月4日償還 7141美元，1997年5月5日償還11097、50美元，1998年7月8日償還運費人民幣45542.01元，1998年8月21日償付運費及簽單費九票3000美元。

　　減除已償還的款項，香港美通公司尚欠天津中貨公司海運費為503，068.20美元，港雜費人民幣196，416.10元。其中欠原天津遠洋集裝箱公司海運費美元427151.11元，欠原天津遠洋貨運公司海運費75，917.09美元，港雜費人民幣196，416.10元。

　　本院認為，香港美通公司與原天津遠洋集裝箱公司和天津遠洋貨運公司分別簽有貨運協議，不違反法律規定，確認有效。原天津遠洋集裝箱公司和天津遠洋貨運公司依約履行協議，香港美通公司不按時給付海運費，屬違約行為，應承擔全部責任。天津遠洋集裝箱公司和天津遠洋貨運公司撤銷合并成立的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依法享有原兩企業的權利義務，有權向香港美通公司追索拖欠的海運費。1995年2月21日，香港美通公司出據還款計劃，沒有加蓋公司印章，香港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明坤在還款計劃上簽字確認，劉彬又在該還款計劃上簽字認可。此時劉彬具有既是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的雇員，又是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兩種身份。作為香港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明坤已經在還款計劃中簽字確認，如果劉彬是以香港美通公司天津辦事處雇員的身份出現，就沒有必要再行簽字確認，而且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天津辦事處的首席代表也不是劉彬。結合天津美通公司在劉彬簽字確認還款計劃后，于1996年12月― 1998年8月分六次向天津中貨公司償付海運費，而其中1998年7月8日人民幣45542.01元和 1998年8月21日3000美元海運費，是在天津中貨公司于1997年12月已經向原審法院對香港美通公司和天津美通公司提起訴訟，要求給付海運費的情況下償付運費的行為，應當確認劉彬在還款計劃上的簽字認可是以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現的。天津美通公司的償付海運費的行為，是履行其法定代表人在還款計劃中的承諾。天津美通公司辯稱是代香港美通公司償還債務，并未舉出相關證據，其辯解不能成立。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香港美通公司的還款計劃上的簽字確認并已經開始履行的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是有效的，具有法律的約束力。天津美通公司應當依據其承諾，繼續履行還款義務。香港美通公司和天津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共同簽署還款計劃，雙方之間沒有還款比例的約定，對外應當共同承擔連帶責任。天津美通公司在還款計劃上的簽字確認是還清原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所欠海運費，故天津美通公司只對香港美通公司所欠原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海運費427151美元承擔連帶責任，對香港美通公司所欠原天津遠洋貨運公司海運費75，917.09美元，港雜費人民幣196，416.10元不承擔責任。天津美通公司代香港美通公司清償債務后，有權向香港美通公司進行追償。天津美通公司雖然已經由投資者香港美通公司將股份轉讓給香港大鵬貨運倉庫有限公司，但只是投資主體的變更，天津美通公司獨立承擔民事權利義務的主體資格并沒有發生變化。上訴人主要上訴主張，證據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但要求天津美通公司承擔香港美通公司所欠原天津遠洋貨運公司海運費的連帶責任，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基本清楚，判決香港美通公司承擔還款責任正確，但以天津美通公司承擔連帶責任證據不充分，不判令天津美通公司承擔部分連帶責任，屬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款第七項、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二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天津海事法院（1997）津海法商初判字第472號民事判決中“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償付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海運費503，068.20美元，港雜費人民幣196，416.10元”部分；

　　二、天津美通國際貨運服務有限公司對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欠原天津遠洋集裝箱貨運公司海運費427151美元向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天津美通國際貨運服務有限公司代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清償債務后，有權向香港美通船務有限公司進行追償；

　　三、以上給付事項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履行，逾期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執行。（履行中如不能給付美元，按中國人民銀行當日外匯牌價給付人民幣）。

　　一審案件受理費按原判決執行；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38665、60元，由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承擔7733、12元，天津美通國際貨運服務有限公司承擔30932、48元。（二審案件受理費，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已經予交，天津美通國際貨運服務有限公司將其應承擔的受理費直接給付天津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李　杰

　　審　判　員　 謝力澎

　　代理審判員　 耿小寧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一日

　　書　記　員　 閆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