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5）東民四終字第12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杜關興，男，1953年3月4日出生，漢族，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大杜村村民，住該村。

　　委托代理人：姜國義，山東齊征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大杜村村民委員會。住所：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大杜村。

　　法定代表人：杜關強，主任。

　　委托代理人：郭樹進，山東金商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第三人：王國慶，男，1974年9月12日出生，漢族，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大杜村村民，住該村。

　　上訴人杜關興因與被上訴人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大杜村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大杜村委會）、第三人王國慶承包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東營區人民法院（2003）東民初字第1610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杜關興、委托代理人姜國義，被上訴人法定代表人杜關強、委托代理人郭樹進到庭參加訴訟，第三人王國慶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缺席審理，現己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1993年，原告與被告簽訂魚塘養殖承包合同，約定：被告將本村集體所屬西灣處的魚塘承包給原告，承包費每年400元。同年3月31日，原告向被告交納承包費400元。1999年，因大杜村委會將西灣的魚塘重新發包，原告交納了招標費3000元。2001年12月31日，第三人王國慶與被告大杜村委會簽訂了灣塘承包合同，約定承包期限為15年。大杜村委會的公章于1989年1月開始使用。

　　原審中原告杜關興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的合同期限為1993年3月31日至2008年3月31日，即15年，而非9年。為證明其主張，出示一份蓋有“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大杜村民委員會”印章的大杜村西灣養殖承包合同。稱其所提交的該份承包合同是原告與當時被告的書記杜關英簽訂的，是杜關英1987年給原告送去的合同。后主張是1987年杜關英口頭承諾，1993年已經卸任的書記杜關英拿著已經擬好的合同送至原告家中。原告以被告于2002年強行收回魚塘，另行發包，明顯違約，給原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故起訴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繼續履行魚塘承包合同。

　　一審認定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為原告提交的西灣養殖承包合同的真實性。

　　被告為反駁原告主張，提交以下證據：一、被告申請證人杜國民、杜榮元、譚福明到庭作證，證明原、被告之間僅簽訂了一份期限為9年的承包合同，原告出示的承包合同系偽造。證人杜國民證實：其在1993年至 1994年擔任被告的村委主任，1994年至1998年擔任村黨支部書記，1993年3月，其與原告簽訂過一份期限為9年的承包西灣的合同，合同是杜榮元寫的，合同履行中曾經以物折抵承包費，至于村委書記是否和原告簽過其他合同不清楚。證人杜榮元證實：其在1989年至2000年在被告擔任會計，1993 年3月，其曾起草過一份原告與被告簽訂的承包期限為9年的合同，其在任職期間一直保管村委會的公章，從未和杜關興簽訂過其出示的15年的承包合同。證人譚福明證實：被告從2000年9月開始在我們印刷廠印刷信紙，杜關興提交合同所用的信紙與我們印刷的基本一致。原告認為三證人均與被告有利害關系，原告對證人所說的合同事實和以物折抵承包費予以認可，對其他的內容不予認可。被告對杜榮元陳述的對原告提交合同中原告的簽名及加蓋公章的真實性有異議，對證言中以實物折抵承包費的部分也有異議，對證言的其他部分均認可。二、被告提交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紀律檢查委員會證明一份、杜關興向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紀律檢查委員會反映情況的信件一份、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水利站證明一份、承包合同復印件一份，證明原告與被告簽訂合同的合同期限為9年，2002年3月合同到期。但原告在1999年12月8日參加了被告重新組織的招標活動，并且在投標中中標，原告參加投標活動就構成對新合同的認可，但因原告沒有按時交納承包費所以新合同沒有成立。原告對信件的真實性無異議，對承包合同的復印件有異議，認為該合同是不真實的。對其他兩份證明的真實性有異議，認為該兩單位均不能證實承包合同的內容，不能對抗書面的合同。第三人對證據無異議。三、被告提交杜建華及杜國邦、王長禮與被告簽訂的承包合同兩份及原告與被告簽訂承包合同的復印件一份，證明三人同時跟被告簽訂了承包合同，承包期限為9年。被告提交杜榮元簽字的信箋紙三份、空白信箋紙一份、東營市東營區第二初級中學的證明一份、收到信箋紙款的收據一份，證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所使用的信箋紙是2000年以后才印刷的。原告認為該三份承包合同與原告所提交的承包合同沒有關系，信箋紙與本案無關。第三人對該宗證據無異議。四、被告提交東營區牛莊鎮人民政府出具的證明一份，1988年2月10日、7月8日、7月23日的補助救濟款發放名冊三份，工資表四份，證明1988年被告仍然使用東營市牛莊區大杜村民委員會的公章。原告對該宗證據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認為證據不能證明原告提交合同的簽訂日期。第三人對該宗證據無異議。

　　第三人提交承包合同一份，東營區牛莊鎮司法所見證書一份，證明2001年12月31日被告與第三人簽訂灣塘承包合同，期限為15年，自2002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止，該合同是以公開投標的形式在司法所的見證下簽訂的，為有效合同。原告對合同的真實性無異議，認為該合同只能說明被告違約提前將灣塘轉包。

　　原審法院認為，原告對其所提交的承包合同的形成時間前后說法不一。1989年以前，被告一直使用東營市牛莊區牛莊鎮大杜村民委員會的公章，合同若在1987年形成與實際不符。而1993年杜關英已經不再擔任被告的黨支部書記職務，其再代表被告與原告簽訂合同超越了其權限，也與常理不符，且被告對此也不予認可。原告在寫給東營區牛莊鎮紀委的信件中，自己認可曾在1999年參加被告對其承包灣塘的重新發包，并再次中標。該事實也可證明雙方對灣塘重新訂立了合同，其所履行的已經不是原雙方簽訂的承包合同。因此，對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的真實性，原告不能自圓其說，對該份合同不予采信。原告自1993年承包灣塘后，僅交納了第一年的承包費，之后，雖曾以物折抵承包費，但并非折抵全部的承包費，從此方面，被告也有權與原告解除合同。因此，對原告請求繼續履行該合同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對第三人與被告簽訂的灣塘承包合同，其形式及內容均合法有效，對其合同的效力予以認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杜關興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50元，由原告承擔。

　　杜關興上訴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被上訴人繼續履行魚塘承包合同。理由：一審法院認為上訴人提交的承包合同形成時間前后說法不一，就不采信該合同的真實性，顯然是錯誤的。事實上，承包合同形成的時間只有一個時間，上訴人是說與書記杜關英口頭答應承包時間是1987年，1987年開始上訴人實際上就已經開紿承包魚塘、開發魚塘，1993年形成書面上的承包合同，上訴人從來沒說書面合同是在1987年簽訂的。事實只有一個，到底什么時間形成的法院應當查明，并不能因為前后說法不一就否認其真實性。而且合同形成時間并不是考察一份合同真偽的唯一條件。一審“以1987年杜關英就已不再擔任黨支部書記職務，其再代表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訂的合同超越了其權限，也于常理不符”的認定是不實際的。上訴人是在1987年杜關英擔任村支部書記時已經口頭達成魚塘承包合同協議，1993 年，杜關英擔任書記與否，都無關緊要，上訴人只是說杜關英給上訴人送家里的，簽訂合同是村委的集體意見，合同是被上訴人的章，被上訴人也承認章是真實的，那么合同就應認定是真實的，這跟誰送去，什么時間形成都無關系。被上訴人要否定上訴人所提交合同的真實性，只能提供另一份合同或鑒定部門鑒定結論，上訴人提交的證據屬書面證據，被上訴人沒有別的書面證據，僅憑幾個證人證言歸納出了偽假，顯然不符合證據使用規則。一審法院認定該15年合同（1993年3月到 2008年3月）是偽造的，被上訴人不予交納鑒定費進行鑒定，沒有法定鑒定鑒論何來偽造，法院否認15年的合同，那么9年合同又在哪里，法院承認了雙方都簽字蓋章，內容真實的情況下，又否認其本身的真實性，顯然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故請求二審查明事實，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

　　被上訴人答辯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于1993 年3月31日簽訂了由上訴人承包《大杜村西灣水產養殖合同》九年的合同是事實，上訴人僅繳納了一年承包費，以后的一直拖欠，答辯人多次催要，上訴人仍無理拒交，已構成根本違約，早已符合解除條件。2000年被上訴人經村民代表大會決定，解除與上訴人的承包合同，對西灣重新進行招標發包，上訴人非但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且也沒有出示本案的所謂“15年的合同”，甚至還參加了投標并中標，由于其未按招標公告要求繳納承包費，所以未簽訂合同。2001年再次公開招標發包西灣，最終本村村民王國慶中標取得了承包經營權，在牛莊鎮司法所的見證下，于2001年12月31日王國慶與被上訴人簽訂了為期15年的承包合同，王國慶中標后，上訴人主動將西灣的產物清理完畢后交由王國慶承包使用，假如上訴人有本案這份期限為15后的“承包合同”，對重新發包行為有異議的話，不可能主動清理財產并讓出西灣。二是上訴人提交的合同下面落款是1993年3月，沒有具體時間，且上訴人對合同時間與來源說法不一，起訴狀中說“1993 年原告與被告簽定魚塘養殖合同”；在第一次開庭時卻說“合同簽訂的日期、和誰簽訂的、誰書寫的都不清楚”；在一審第二次開庭時又說是在1987年和已故村黨支部書記杜關英簽訂的，后又改口說是杜關英在1987年給他送去蓋有本案合同上印章的紙，1993年簽訂的合同；如今在上訴狀中又說與原村黨支部書記杜關英在1987形成的口頭合同，1993年形成書面的合同。上訴人的這些前后矛盾的多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如是上訴人所稱合同是1987年口頭形成的，那么究竟是何時生效的？從1987年就開始經營西灣的實際情況判斷是1987年生效，假如15年的話，到2002年也到期了，本案合同與1987年是何關系，與杜關英是何關系，上訴人說不清。如果與1987年、與杜關英無關，上訴人豈不是多此一舉；如果合同與其有關，合同是什么時間簽訂的，連上訴人自己都說不清。在1987年杜關英已不是村書記，也不可能再代表被上訴人與上訴人訂立口頭合同，假若簽訂了，也對被上訴人不具有約束力。假如1987年形成口頭合同，就沒有必要再簽訂1993年的書面合同，如果補簽的話開始時間應為1987年而不是1993年，如果在1993年簽訂書面合同也應當與1993的那一屆村委簽訂，杜關英是1986年卸任的，到1993年已卸任7年，總之上訴人的說法是荒唐的。綜上，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理程序合法，依法應予維持。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法院認定事實一致。

　　本院認為：本案雙方爭議的焦點為，上訴人杜關興與被上訴人之間的西灣承包合同應否繼續履行。上訴人杜關興雖提交了蓋有被上訴人公章的15年合同，但縱觀本案雙方提交的證據及一、二審中上訴人的陳述，本院認為，上訴人主張繼續履行西灣承包合同，不予支持，理由：一是上訴人對所持合同的形成、簽訂時間及過程陳述前后矛盾，且又是孤立的證據，不能充分證明合同的合法性、真實性；二是被上訴人于1999年對其所承包的西灣重新發包，上訴人未提出異議，并參與了競標，有其交納競標押金，并再次中標的事實，本人亦予認可，故從其該行為分析，上訴人已認可了原合同的終止。上訴人未按重新競標后的義務履行，被上訴人有權與他人簽訂合同。綜上，一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人繼續履行合同的主張并無不當，依法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宋子美

　　審　判　員　　于秋華

　　審　判　員　　紀紅廣

　　二00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書　記　員　　周愛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