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4）昆民一初字第11號

　　原告：付正君，男，漢族，1953年2月13日生，住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宏發1棟4門14號，身份證號：510322195302133114.

　　特別授權訴訟代理人：林立佳，云南欣晨光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中國農業銀行宜良縣支行（以下簡稱：宜良農行）。

　　住所：昆明市宜良縣匡遠鎮迎賓路112號。

　　法定代表人：岳恒峰，行長。

　　特別授權訴訟代理人：木志紅，云南王中律師事務所律師。

　　特別授權訴訟代理人：陳永福，云南王中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付正君訴被告宜良農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本院于2003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4年1月13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付正君的訴訟代理人林立佳，被告宜良農行的訴訟代理人木志紅、陳永福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付正君起訴稱：從1999年開立存款帳戶至2001年12月，付正君累計在農業銀行存款人民幣494000元。2001年12月3日至 5日間，該款被綁匪冒領。由于宜良農行在辦理取款過程中，未按照操作規范履行職責，存在明顯的疏漏和過錯，致使綁匪數次冒領得逞，嚴重侵害了付正君的合法權益，故應承擔未經嚴格審查而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故請求判令宜良農行：1、支付付正君被人冒領的存款人民幣494000元及從2001年12月5日起至 2003年12月3日止的同期銀行存款利息9781元；2、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宜良農行答辯稱：1、侵權人是綁匪，不是宜良農行；2、宜良農行辦理取款的操作是規范的，沒有過錯。故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綜合各方訴辯主張，本案各方當事人對以下問題存在爭議：1、宜良農行在辦理取款過程中是否有過錯？2、宜良農行是否構成侵權？

　　針對以上爭議，原告付正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證據材料：1、（2002）昆刑一初字第227號《刑事判決書》；2、2002年1月9日《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事案件現場指認筆錄》5份；3、2001年12月3日至5日《中國農業銀行云南省分行支款（取息）憑條》5份；4、2004年1月3日付正君出具的《關于身份證的情況說明》和付廣清出具的《證明》。付正君欲以上述1、2、3組材料證明款項被綁匪取走的事實，以第4組材料證明付正君的身份證已經丟失，宜良農行在辦理取款的過程中既沒有審核存款人的身份證，也沒有審核取款人的身份證，違反了操作規范。

　　經質證，被告宜良農行對原告付正君提供的證據材料1、2、3均無異議，對材料4有異議，認為（1）付正君自己陳述其身份證遺失的事實不能確信；（2）付廣清出具的《證明》屬于證人證言，而付廣清本人沒有出庭作證，故不能作為證據。

　　被告宜良農行對其答辯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證據材料：1、1999年10月20日《中國農業銀行云南省分行儲蓄存款憑條》；2、2001 年12月3日至5日《中國農業銀行云南省分行支款（取息）憑條》5份；3、2001年12月宜良農行《個人大額現金取款登記表》和付正君身份證登記記錄。宜良農行欲以上述材料1證明，付正君在開戶時，約定取款方式為按密碼支取；以材料2證明，宜良農行辦理取款時，取款人出示了真實的存折并使用了正確的密碼，宜良農行還登記了付正君和取款人付強的身份證號碼；以材料3證明，宜良農行在辦理10萬元和30萬元的取款時，對取款人和存款人身份證號分別進行了登記備案。

　　經質證，原告付正君對被告宜良農行提供的證據材料的真實性未提出異議，但認為，（1）存款憑條上寫有“非通兌”字樣，取款應當到中國農業銀行白龍寺分理處辦理；（2）取款憑條上填寫了身份證號碼不能證明出示了身份證；（3）取10萬元的憑條上支取時間被涂改過；（4）取30萬元的憑條上沒有存款人的身份證號碼；（5）取款人付強的身份證是假造的。針對上述意見，被告宜良農行認為，（1）存款憑條雖有“非通兌”字樣，但儲戶沒有打鉤，所以不能證明辦理的是“非通兌”業務；（2）登記了身份證號碼就可以證明已經審查過身份證；（3）取款人付強的身份證是否是假的，銀行沒有審查義務；（4） 10萬元取款憑條時間由11月4日涂改為12月4日，是銀行內部復核時早已改正的，不是為了此次訴訟而改。

　　通過各方當事人對上述證據材料的質證，本院認為除2004年1月3日付正君出具的《關于身份證的情況說明》和付廣清出具的《證明》外，雙方當事人對其余材料的真實性無異議，可以作為本案的訴訟證據予以確認。付廣清出具的《證明》在證據類型上屬于證人證言，在付廣清沒有出庭接受質詢的情況下，本院對其真實性不能確定，故不能將其作為訴訟證據確認；付正君出具的《關于身份證的情況說明》在證據類型上屬于當事人陳述，在沒有其他相關證據印證的情況下，本院亦不能確認其真實性，故亦不能將其作為訴訟證據確認。

　　為了進一步查清付正君在1999年10月20日開戶時存款憑條上“非通兌”字樣的含義，本院向開戶行——中國農業銀行昆明市白龍寺分理處（以下簡稱：白龍寺分理處）進行了調查，該處向法院陳述了相關的情況。白龍寺分理處的陳述是，從1999年到2003年4月15日儲戶存款開戶時存款憑條上打印出來的字樣都是“人民幣、活折、非通兌”，若用此存款帳戶到農業銀行的其他網點辦理取款或存款業務，在存、取款憑條上打印出來的字樣就是“人民幣、活折、通存或通兌”，只要留有密碼的存折都是可以通存或通兌的。

　　經質證，付正君認為白龍寺分理處的解釋不正確，應當由人民銀行作解釋；宜良農行對白龍寺分理處的陳述則表示認可。

　　根據宜良農行的申請，本院向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調取并播放了“梁正科、王良偉綁架案取款錄相帶”資料。經質證，雙方當事人對此資料的真實性無異議。

　　本院還調取了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梁正科、王良偉綁架案卷宗中公安機關對宜良農行的儲蓄員尤光榮、楊崇華的《詢問筆錄》，經質證，雙方當事人對此無異議。

　　上述本院確認的證據證明了本案法律事實如下：

　　1999年10月20日付正君在中國農業銀行昆明市白龍寺分理處存款30100元，并辦理了一本憑密碼支控的存折，在儲蓄存款憑條上載明： “人民幣”、“活折”、“非通兌”字樣。此后至2001年11月付正君共存入款項494000元。2001年11月30日23時許，付正君遭人綁架，綁匪在付正君住處搜得上述存折后，又逼迫付正君說出存折密碼。在得到密碼后，綁匪當即攜帶此存折及付正君的另一本中國建設銀行存折到昆明市晉寧縣，從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取出人民幣現金共3000元。2001年12月3日綁匪在宜良農行陽宗海旅游度假區分理處取走了現金2萬元，在宜良農行文化廣場分理處取走現金3萬元；4日綁匪在宜良農行儲蓄專柜取走現金4萬元，在宜良農行陽宗海旅游度假區分理處取走現金10萬元；5日綁匪在宜良農行儲蓄專柜取走現金 30萬元，以上五次綁匪共取走現金49萬元。2001年12月4日綁匪取款4萬元時，在取款憑條上填寫了代理人姓名“付強”及付正君身份證號；綁匪取款 10萬元時，取款憑條背面記錄了付正君的身份證號及住址，宜良農行審批人作了簽注。2001年12月5日綁匪取款30萬元時，在取款憑條上填寫了代理人姓名“付強”及其身份證號，存款人身份證號也寫成了“付強”的身份證號，同時還出示了付正君和“付強”的身份證給儲蓄員核對；儲蓄員在宜良農行《個人大額現金取款登記表》第1頁上對“付強”取款30萬元事宜進行了記錄；在此前一天綁匪取款4萬元時還向儲蓄員預約了次日取款30萬元的事宜。綁匪在辦理取款手續時，均出示了付正君的存折并輸入了正確的密碼。2001年12月6日凌晨3時許，付正君被綁匪放走。案發后，公安機關抓獲了兩名罪犯，并將案件移送公訴機關起訴，2002年11月18日我院作出（2002）昆刑一初字第227號刑事判決，以綁架罪判處了兩名綁匪徒刑及罰金，并判決繼續追繳贓款、贓物。 2003年12月3日付正君向本院提起了訴訟。

　　本院認為，付正君的49萬元存款是犯罪份子從付正君處獲得存折及密碼后從宜良農行取走的，雖然對部分犯罪份子追究了刑事責任，但沒有追回款項，造成了付正君的財產損失。因此，直接侵害付正君財產權益的是犯罪份子，造成付正君財產損害的是犯罪份子的犯罪行為。宜良農行在犯罪份子冒取付正君存款時沒有過錯，不應承擔責任。因為第一，付正君存款時開立的賬戶及存折是留有密碼、具有通存通兌功能的，任何人只要持有存折并能夠輸入正確的密碼，均可從銀行取出款項。綁匪辦理取款手續時，都出示了真實的存折并輸入正確的密碼，符合取款的條件，銀行應當支付款項。付正君對白龍寺分理處關于其存折是具有通存通兌功能的解釋表示異議，認為應當由中國人民銀行來解釋的意見，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存折的功能應當是由存款人和銀行雙方約定的，開戶資料是確定雙方當事人如何約定的主要依據。本案中的開戶資料就只有付正君在1999年10月20日存第一筆款項時所填寫的一張儲蓄存款憑條，這張憑條上載明的款項支控方式為 “密碼”，憑密碼支取款項。白龍寺分理處稱該存款憑條上“非通兌”字樣是開戶行用以區分存取款業務是否在本處開戶的一種方式，并非是不能在其他網點存取款項，中國人民銀行對此也并沒有特別的規定。因此，對存款憑條上“非通兌”字樣的解釋應當以白龍寺分理處的陳述為準。第二，宜良農行在辦理10萬元和30萬元取款時，均按照規定進行操作，沒有違規行為。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銀發[1997]363號《關于加強金融機構個人存取款業務管理的通知》第六條規定，“辦理個人存取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對一日一次性從儲蓄賬戶提取現金5萬元（不含5萬元）以上的，儲蓄機構柜臺人員必須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證件，并經儲蓄機構負責人審核后予以支付。其中一次性提取現金20萬元（含20萬元）以上的，要求取款人必須至少提前1天以電話等方式預約，以便銀行準備現金。”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銀辦函[2000]816號《關于個人存取款業務管理有關問題的批復》第二條規定，“《通知》（指前述《關于加強金融機構個人存取款業務管理的通知》）第六條規定的‘辦理個人存取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對一日一次性從儲蓄賬戶提取現金5萬元（不含5萬元）以上的，儲蓄機構柜臺人員必須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證件，并經儲蓄機構負責人審核后予以支付。’中的‘審核’是指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證件姓名是否與存單、存折姓名一致。5萬元是指本息合計數。”結合本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銀行對存、取款人身份證的審核，應當是形式上的審核，而不是實質上的審核，也就是說只能核對存款人身份證上記載的名字是否與存折上的一致，核對取款人是否與身份證的表面記錄相符，而不可能對身份證的真實性進行審查。銀行只要做了這種審核，就應被視為盡了義務。在本案中，犯罪份子在取款 10萬元和30萬元款項時，都出示過付正君的身份證，出示了真實的存折并輸入了正確的密碼，符合銀行取款操作規程，因此宜良農行在辦理取款手續時是沒有過錯的。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 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本案屬于一般的侵權糾紛，應當適用此款規定。本案中宜良農行對造成付正君存款的損失沒有過錯，不構成侵權，也就不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付正君的訴訟請求。

　　本案案件受理費10047.80元由付正君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于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照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雙方當事人均服判的，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若負有義務的當事人不自動履行本判決，享有權利的當事人可在本判決規定的履行期限屆滿后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強制執行：雙方或一方當事人是公民的，申請強制執行的期限為一年；雙方均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申請強制執行的期限為六個月。

　　審 判 長 段立斌

　　審 判 員 邵 堅

　　代理審判員 楊 寧

　　二OO四年二月十八日

　　書 記 員 李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