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原告：天津**公司。被告：中國**工程材料公司。被告：**實業有限公司、被告中國**工程材料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被告**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是經國家經貿部批準的從事商品進出口和代理進出口業務的企業**公司住所在北京**公司住所在福州，在北京設有辦事處。1992年初，**公司和**公司簽署了一項關于聯合出口5500立方米原木的協議。根據協議，**公司負責辦理進出口手續、簽訂和執行合同、辦理制單和結匯，并在結匯后7天內電匯成人民幣或以票據形式支付給**公司**公司負責組織貨源，介紹出口木材客戶，按照**公司簽訂的對外合同規定的時間將木材裝船，并在裝船后10天內向**公司提交林場木材發票，以便**公司辦理出口退稅（退稅收入屬于**公司）**公司介紹的客戶出售的木材價格不得低于fobstos$285/m3。1992年7月14日，**公司與日本三力株式會社簽訂了2900立方米原木銷售合同，同年8月，**公司出具了與**公司簽訂的銷售合同、信用證等相關出口單據。根據兩被告之間合資企業木材出口協議的規定，1992年8月27日，**公司的銷售人員鄒明根據**公司簽發的合同和出口文件，以**公司的名義通過傳真與原告達成海上貨物運輸協議。運輸協議未加蓋合同雙方印章，僅由船東代表和鄒明代表租船人簽字。根據運輸協議，原告為**公司派船從中國營口鲅魚圈港向日本新瀉港運輸2900立方米原木，運費為46美元/立方米，并于1992年8月28日到達裝貨港；所有運費應在運費到達后7個銀行工作日內支付至船東指定的賬戶；因運輸協議引起的爭議應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仲裁，并受中國法律管轄。1992年8月28日，原告的“金聯”船抵達營口鲅魚圈港。**該公司知道這一點，并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相反，它向**公司簽發了出口許可證、信用證、商檢證書、報關單和其他出口文件，根據合同標記為**公司**該公司的銷售人員鄒明，根據**公司出具的文件，以**公司名義辦理托運手續。同月29日，“金聯”輪在營口鲅魚圈港裝船。9月4日裝貨完成后，營口外輪代理公司代表原告簽發了一份2900.623立方米原木的清潔提單，由**公司作為托運人，三立有限公司作為通知方。9月10日，“金蓮”號抵達日本新瀉港卸貨。卸貨后，由于貨物質量問題，日本收貨人未能及時將貨款匯至**公司。9月24日，原告通知**公司將133428.658美元的運費匯給“香港< < A/> > < <海南> < A> >，但**公司沒有付款。原告直接聯系**公司催促索賠，但沒有結果。11月11日，**公司致電日本三力株式會社，稱三個月前交付日本新瀉港的2900立方米紅松原木材是出售給三力株式會社和其他方的貨物，但我公司聲稱該批木材所有者的“確認書”是偽造和無效的。這批木材遇到的困難只能由我公司與貴方協商解決。1993年3月，原告向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現為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并支付了520美元的仲裁費。由于**公司否認“金聯”的運費與其有關，因此拒絕仲裁。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不得以被告尚未確定為由受理本案。原告于同年5月26日向大連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責令兩被告支付運費133428.658美元、仲裁費520美元以及同期上述金額的銀行利息。在書面辯護中，兩名被告對大連海事法院對**案的管轄權沒有提出異議。該公司辯稱，我公司與**公司簽署了一項協議，共同出口5500立方米原木。原告“金聯”于1992年8月運輸的2900立方米紅松原木在貨物到達卸貨港后被客戶拒絕，原因是**公司準備工作延遲，從而降低了價格，給我公司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本公司銷售人員鄒明與原告于1992年8月27日以我公司名義簽訂的運輸協議無效，因為鄒明不是我公司的人，而是**公司北京辦事處的負責人。我公司未授權其代表其簽署任何協議或合同。我們公司與原告沒有合同關系，因此我們不是貨運糾紛的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