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和非法占有對方財產的目的

從證據的角度來看，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行為人自己的供述；二是通過演員的客觀表現進行推斷。從司法實踐來看，許多犯罪嫌疑人會以“經濟糾紛”為幌子，掩蓋欺詐行為，以逃避法律制裁，而自愿認罪的犯罪嫌疑人則較少。因此，如何從演員的客觀表現中推斷其主觀意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目前，關于這一問題有幾種觀點，如“執行能力理論”、“客觀分析理論”、“原因分析理論”和“分段分析理論”，這些觀點在下文“執行能力理論”中進行了評估和分析，在簽訂合同時，根據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能力，主觀上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種觀點認為，只要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沒有履行能力，主觀上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一標準雖然明確可行，但也存在以下問題：（1）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階段可能發生變化。例如，他在訂立合同時可能沒有能力履行合同，但他可能有能力在以后履行合同；合同訂立時，它有能力履行合同，但后來又沒有能力履行。因此，簽訂無履約能力或履約能力不足的合同，不能主觀上排除無資本或小資本經營的可能性。（2） 表演能力也可能因演員在合同中的地位變化而發生變化。由于我國《合同法》已經承認了隱名代理人，而且中間合同在實踐中也很常見，盡管許多人在簽訂合同時沒有履行能力，他們可以通過獲得有能力履行合同的第三人的支持，將自己從合同當事人轉變為代理人或中間人，以便合同仍然能夠履行。雖然這種行為可能產生民事責任，但不屬于合同詐騙的范圍。由此可見，行為能力標準是不確定的，不適合作為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2、“客觀分析理論”，即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根據行為人的實際行為能力來確定的，結合演員的表演態度和對合同標的的處理。這一標準比“履行能力理論”更全面，可以綜合考慮作弊者在作弊中的各種客觀表現，如未能按照合同規定履行義務和處分標的物的必要準備。但仍以履行能力為基礎，沒有解決履行能力標準的不確定性，也沒有分析行為人在合同訂立和履行的不同階段的主觀目的，僅限于對演員客觀表現的客觀分析。因此，基于行為人是否履行了合同、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損失的真正原因，主觀上確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原因分析理論”仍然是不完整的。原因分析理論將合同的兩個階段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綜合分析，兼顧了對行為人主觀和客觀情況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原因分析理論主要是從因果關系的角度來探討的，邏輯上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主要體現在：雖然行為人的欺詐行為必須是導致合同無法履行和一方損失的原因之一，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是誘發欺詐的原因之一，合同無法履行的原因和損失是欺詐造成的，因此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與這兩種后果之間只有間接因果關系。在多種原因和一種結果的情況下，不履行合同并造成損失的原因可能很多，而行為人的欺詐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原因分析認為，通過雙重推定確認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不符合邏輯的，其結論也不一定準確

4，“分段分析理論”，即在合同簽訂階段，是否以虛假身份和虛假擔保欺騙對方，使對方誤會，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交出財產為標準；在合同生效階段，行為人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取決于行為人的行為態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對合同標的物的處理。分段分析理論結合了上述觀點的優點，即：（1）它不僅從誠信的角度考察了行為人在合同訂立和履行過程中的客觀表現，同時也從部分的角度考察了行為人在合同訂立過程中的客觀表現和分階段的合同履行。（2） 它放棄了“履行能力”作為調查行為人主觀目的的唯一依據，將其重要的履行，即行為人的信用（真實身份）和所提供擔保的真實性作為調查的重要依據，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執行能力標準的不確定性。但是，這一階段性分析以不同的標準不能充分概括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觀表現。例如，行為人可能在合同簽訂階段取得真實身份，但對其財產狀況作出虛假陳述，這實際上是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表現之一，而且在違反效率的情況下，不能正確解釋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即，行為人認為不履行合同、拒絕履行合同、自愿承擔違約責任對自己更有利。此時，行為人主觀上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