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進我國高新科技的發展需要以立法支撐風險投資的成長。立法需要考慮風險投資的特點，并給予風險投資寬松的支持。論文從我國風險投資的宏觀立法檢視、風險投資的組織形式、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等方面具體展開實證分析和探討。

高新技術發展的突出特征是創新，創新意味著面臨風險。營建風險投資機制，化解投資風險，促進高新科技發展，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風險資本的“第一推動力”助推科技“第一生產力”的有效手段。相應地，在立法上需要著眼風險投資的內在特點給予寬松的制度支持。

一、我國風險投資的宏觀立法檢視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融資活動，是指公眾投資者直接或者通過風險投資機構面向有發展潛力的從事高新技術產品、服務研發、生產的中小創新企業提供股權資本，再從企業的成長中獲取資本增值。當前發展迅猛的信息、生物工程、計算機等高新科技產業，基本上是靠風險投資扶持的。自1998年民建中央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出《進一步推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發展》的1號提案以來，風險投資方興未艾，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對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促進經濟與技術的結合，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但與發達國家的情況相比，我國在資金上的差距自不待言。美國是全球風險投資的發源地，也是世界上風險投資規模最大、體系最為健全的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國風險資本的規模穩定維持在每年30-50億美元的水平。此后，更是一日千里地發展，1998年倍增到160億美元，1999年又翻倍至365億美元。“目前美國的創業資本規模占全球創業資本總額的70%，遙居世界首位，為其他所有國家總和的兩倍，成為世界各國競相學習和模仿的榜樣。”另外，“根據美國硅谷的統計，過去20多年里，美國共吸收風險投資1.6萬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于我國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倍多。正是有了這樣巨大規模的風險投資，才創造了今天的硅谷。”而我國的情況是，“有資料顯示，我國90%以上的風險投資機構都有政府資金背景，國內風險投資資金約為100億元人民幣，但是真正發揮作用的僅12億。”

當前我國風險投資資金不足、規模有限，從立法上看不外是對風險投資的法律支持還很不夠。很多現行法律規定滯后于實踐，同時在不少相關領域立法又呈現出大量空白，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風險投資的快速發展。

我國的高技術風險投資從起步到現在已有十余年。其間，我國也陸續推出了一些與高技術風險投資相關的立法，特別是行政立法，如《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條件和辦法》、《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若干政策的暫行規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創辦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關于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創辦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若干問題暫行規定的幾點說明》;1999年5月科技部和財政部頒布了《關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的暫行規定》、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1999年12月30日科技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稅務總局、證監會頒布了《關于設立風險投資機制的若干意見》等等。這些立法為我國高技術風險投資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尚無風險投資的專門法律，風險投資公司的運作很大程度上，只能依據現行公司法律，容易失去其針對性和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