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實行重婚案件公訴制

日前江蘇金壇法院審結了我國首例研究生重婚案。王某是畢業于某名牌高校的研究生，1990年與妻子甲結婚，生有一女，1992年王某隱瞞了婚史，與另一女子乙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時間長達八、九年之久，并也生有一女。1997年乙在知曉了王某已有家眷的真相后仍與之同居。2001年5月和同年底，甲以重婚為由先后將乙和王某告上法庭，結果乙被法院以重婚罪判處拘役六個月，而甲因下崗生活難以維系，與王某達成和解協議，撤回了對王某的起訴，案件告以結束。

在同一起共同犯罪的重婚案件中，原先同樣是受害者的乙被判了拘役六個月，而主觀惡性更深、犯罪情節更重的王某卻能逍遙法外，這不能不讓公眾對法律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其實，法院的裁判并沒有差錯，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國的法律對重婚案件的管轄規定出現漏洞。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重婚案件雖不是“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但仍屬于自訴案件的范疇，如果檢察機關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筆者認為，這種兩可式的管轄規定不利于對重婚案件的處理，建議將重婚案件直接納入公訴范圍。理由如下：

第一，從重婚罪侵犯的客體來看，宜將其作為公訴案件。司法解釋列舉了八項案件作為“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自訴案件，仔細分析這八項案件所侵犯的客體，主要是私人的人身健康、通信自由、受扶養權、住宅不受侵犯權等私權，只有重婚案件、侵犯知識產權案件、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件三項案件是既侵犯私權，又侵犯公權，而司法解釋明確其中的后兩項案件如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則不在自訴案件之列，唯獨沒有將重婚案件與之等同，筆者認為這一規定是有缺陷的。因為重婚案件不僅侵犯了私人的婚姻家庭關系，而且還侵犯了國家的一夫一妻婚姻管理制度，既是對公民私權的侵害，又是對社會公共秩序的公然踐踏，對這類損及公權的刑事案件應當通過公訴渠道追究刑事責任，不應轉嫁由被害人承擔起這個起訴責任，否則就是對危害公權的犯罪行為的放任。

第二，將重婚案件直接納入公訴范圍有助于增強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責。按照現行的規定，檢察機關對任何一件重婚案件均可以不提起公訴，待由被害人忍無可忍時提起自訴，避免卷入到是是非非的婚姻家庭糾葛中去。事實上，很多檢察機關是不全國首例研究生重婚案引發的思考

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需要。“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按照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來追究與之相適應的刑事責任。在一般的重婚案件中是有主犯和從犯之分的，有配偶的人與婚外異性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在整個重婚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與有配偶的人進行重婚的人則起次要作用、輔助作用，是從犯。對主犯和從犯在處刑上必然要有所區別，為避免出現象全國首例研究生重婚案中從犯受刑、主犯安然法外的尷尬，應實行重婚案件公訴制，由檢察機關直接進行公訴，按照犯罪分子罪行輕重追究其刑事責任，保障“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