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一款規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愿使兒童與父母分離，除非主管當局按照適用的法律和程序，經法院審查，判定這樣的分離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而確有必要。在諸如由于父母的虐待或忽視、或父母分居而必須確定兒童居住地點的特殊情況下，這種裁決可能有必要。”

該公約第20條規定：

1.暫時或永久脫離家庭環境的兒童，或為其最大利益不得在這種環境中繼續生活的兒童，應有權得到國家的特別保護和協助。

2.締約國應按照本國法律確保此類兒童得到其他方式的照顧。3.這種照顧除其他外，包括寄養、伊斯蘭法的‘卡法拉’(監護)、收養或者必要時安置在適當的育兒機構中。在考慮解決辦法時，應適當注意有必要時兒童的培養教育具有連續性和注意兒童的族裔、宗教、文化和語言背景。”

上述規定雖然沒有明確都在什么具體情況下實行國家監護的問題，但提出了國家監護的三個條件：

1、父母虐待;

2、父母忽視;

3、兒童最大利益。

即出于上述考慮，未成年人有權得到國家的特別保護和協助，如采用收養或者放在適當的育兒機構中的辦法來保障未成年人獲得有效監護。

我國民法通則第16條第四款規定：“沒有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監護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這一法律規定了在沒有法定監護人、意定監護人的情況下，應該由公設監護人進行監護的制度。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2條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依法承擔責任。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有前款所列行為，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消其監護人的資格;依照民法通則第十六條的規定，另行確定監護人。”

這一法律規定了在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情況下，如果經教育不改，人民法院有權撤消其監護人的資格，根據《民法通則》16條的規定另行確定監護人。但根據《民法通則》第16條等法律的規定，監護人有法定監護人、意定監護人、公設監護人、擬制法定監護人、擬制意定監護人，此處“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該是指法定監護人、意定監護人、擬制法定監護人、擬制意定監護人，既然已經剝奪了法定監護人、意定監護人、擬制法定監護人、擬制意定監護人的資格，那么只有依靠公設監護人。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16條的規定，在現在我國，公設監護機構主要包括：

1、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單位;

2、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

3、民政部門。

但問題是，“單位”已經從傳統的生產職能和生活職能相結合轉變為今天單純的生產職能，單位所辦的醫院、幼兒園、養老院都要漸漸實現社會化，這樣再要求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單位來承擔監護職責顯然已經沒有現實意義;對于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一是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二是沒有專業的人員，三是缺乏立法的依據，我們為什么要求他們來承擔這種監護職責呢?我們有什么權利來要求他們必須承擔這種法律責任呢?所以我們也不應該再要求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這樣的群眾性組織來承擔監護職責;顯然，有法定義務承擔上述監護職責的主體是國家。國家有義務出資設立專門的監護機構來承擔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的監護職責，以保障在各種條件下的未成年人都能健康成長。改革，廢除那些不能承擔義務也不應承擔義務的社會組織所承擔的所謂義務，將法律規定具體化，即在公設監護制度的基礎上確立符合立法精神和時代要求的國家監護制度。

應該說，雖然上述法律沒有明確國家的義務，但顯然已經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將代表國家的民政部門納入了公設監護的體系之中就充分說明了這點。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只是將原來義務單位并不明確的公設監護制度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