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青年報

近日，河南濮陽男童劉x波因長期遭受虐待與豬共處、至今仍不會說話的消息引發諸多關注。此事被媒體披露后，這名男孩被接到姑姑家中撫養，除了每月給予500元救助金，當地政府部門也表示將長期關注孩子的成長問題。

這樣一起令人矚目的“豬娃”事件隨著當地政府的表態和介入似乎是已經告一段落，不過回溯“六一”兒童節之后接二連三曝出的未成年人受侵害事件，從廣東汕頭姐弟被父母毒打致傷、貴州畢節4名留守兒童服毒自殺……事件背后這些家庭監護責任缺失引人深思。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批掛職專家宋x輝長期關注未成年人保護問題。在他看來，當家庭的監護責任無法履行或履行嚴重不當時，國家應該積極干預，提供相應的支持、幫助，甚至是替代家庭監護的措施，這是“國家親權”的體現。

7月7日，河南濮陽有關部門針對男童劉x波的情況采取了一些救助措施。經民政部門與劉x波的姑姑協商后，劉x波此后將由其姑姑撫養，目前已被姑姑接走，政府每月還將給劉x波500元救助金，直至其18歲成年。

宋x輝最近也一直在關注著這起事件的相關報道。宋x輝認為，幼童被親生父母丟在一旁和豬一起吃喝拉撒睡，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孩子的親屬、鄰居、村鎮領導不知情是不可能的，之所以沒有人去主動介入，就在于很多人認為這是人家的家事，外人不便介入。

十幾個保護責任方兒童侵害為何難免

北青報：河南濮陽的這件事，除了孩子母親患病家庭貧困，您認為造成悲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宋x輝：我認為首先就是國家親權理念的缺失、兒童保護政府責任的不落實。我們的“保護”的觀念還停滯在舊有層面，如同社會公眾意識還停留在父母監護人“負全責”。很多家庭沒有正確履行或無法履行監護責任，在急需外力幫助而無法獲得時，各種風險便落到了孩子的身上。

北青報：僅僅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月，就有很多兒童受侵害事件，父母監護不力或干脆充當加害者角色，您怎么看?

宋英輝：主要還是兒童保護整體機制有缺口、不健全。未成年人保護事件反映的問題是方方面面的，家庭的監護，學校的教育，社會的救助，政府的支持……甚至孩子一個心理問題的處理，都可能影響孩子的安危，兒童保護各部門之間任何一個環節“掉鏈”，都可能導致悲劇的發生。這些兒童受侵害事件促使我們重新審視現行兒童保護整體機制缺失的問題。

北青報：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我國對未成年人負有監管責任的“保護者”多達十五六個，據說是全世界兒童保護義務責任方最多的國家。您認為有這樣一張“多重覆蓋”的“保護網”，為何還不能“涵蓋”奏效?

宋英輝：的確，《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條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是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城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責任?！钡诎藯l規定，“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工會、青年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少年先鋒隊以及其他有關社會團體，協助各級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同時，“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予以勸阻、制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檢舉或者控告?！?/p>

法律規定的雖然“廣而全”，但具體責任落實上又面臨“大而空”，也就是說，保護部門多并不必然代表保護全面。部門責任不明確，銜接不到位，服務缺失，這些落實問題不解決，河南濮陽的悲劇難免再演。

發生在貴州畢節的4名留守兒童服毒自殺事件和河南濮陽男童受虐事件雖然情節有很大差異，但宋x輝認為兩起事件背后的原因是相同的，即父母監護的缺位。宋x輝的觀點是，當父母健在卻不能盡到監護兒童的義務時，國家監護應當“接力”。當父母監護缺失，國家應進行保護性干預，而干預的基本原則是兒童最佳利益。

當家庭監護缺失時國家監護如何頂上

北青報：對比河南濮陽發生的事情，您認為畢節留守兒童服毒自殺事件是否有其他的原因?

宋英輝：無論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還是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都強調了父母作為監護人對兒童成長、健康、安全負有首要的責任，監護人承擔著最主要的養育監管責任。在過去，一般未成年人都是跟著父母生活，家庭結構比較穩定，基層組織比較健全，社會結構相對固化，很少出現未成年人脫離家庭脫離學校的“真空”情形。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的轉型，大量的農村成年人外出打工，產生了很多未成年人不在父母身邊，或跟老人或跟其他親屬，或干脆無人照管的情況，兒童的家庭監護缺失和監護人侵權成為兒童保護的突出問題，也成為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最新出爐的《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顯示，我國現有留守兒童6000多萬，其中約1000萬孩子一年見不到父母一面。在家庭監護出問題的時候，國家親權的責任，也就是有關政府部門的責任該怎樣體現?說到底，孩子是國家的而不是父母私人的。雖然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父母負有首要責任，但當父母各方無法履行監護責任或監護能力有嚴重欠缺時，國家監護如何“頂上”，如何提供相應支持，甚至必要時替代家庭監護，就成了必須直面的新社會問題。

北青報：父母健在，不盡責或不能盡責，子女又非孤兒卻需要國家行使相關監護，依據何在?

宋英輝：國際社會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有一個最基本理念，就是國家親權。中心含義是國家在未成年人保護上有最終的監護責任和監護地位。當父母監護缺失，監護方式不當，或監護能力嚴重欠缺時，國家應進行保護性干預，國家干預的基本原則是兒童最佳利益。對于像畢節這樣的留守兒童和河南濮陽受虐男童等需要特殊幫助的困境兒童，國家親權則主要體現在政府職能部門的積極介入，及時直接提供或委托提供干預和相關服務上。

北青報：完善的國家親權流程如何體現?

宋英輝：我們應該大力推動兒童保護政府職責的更大擔當。應對前面談到的各種兒童保護狀況，在不同階段應該包括兒童保護問題的識別、報告和干預、處置機制，政府的角色除了直接提供聯動協調或監督管理，更多時候可以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委托專門的機構提供評估、家庭輔導和處置方案，以及多樣性的服務，嚴重情況下或通過法院介入來為兒童的最佳利益作出判斷，在必要的時候還會剝奪父母的監護權，提供臨時照顧、寄養、收養等替代措施。

當然，一個基本的認識是未成年人最好的成長環境還是其家庭，所以應該以恢復家庭正常功能為首要選擇。目前在我國，雖然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相關政府部門，機關，基層組織，村委會，居委會等等，法律上都有要求各盡其責，但從傳統認識來說，養育孩子更被認做是父母的家庭的事情，與外界無關。所以欠缺國家親權理念，社會，乃至政府就仍然會把養育子女之事當做家事少加干預。

留守兒童服毒自殺已經不是畢節發生的第一次兒童悲劇，3年前5名流浪兒在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身亡也曾引發社會關注。當地政府針對失學和輟學兒童有全面的盤查機制，甚至在留守兒童服藥前也曾有人前往他們的住處進行溝通勸其返校，但是悲劇依然發生了。在宋x輝看來，很多地方政府部門對于留守兒童并非不重視，而是沒有做到點上，歸根結底在于這種“幫扶”的非專業性。

三年發生兩起悲劇畢節樣本有何啟示

北青報：畢節在發生五流浪兒垃圾箱取暖身亡的事件后，啟動了“防輟”機制，對失學和輟學兒童建有全面的盤查機制。因此此次4名兒童因缺乏基本家庭關愛和親情溫暖，性格怪僻伴有早退和曠課的情形，早已納入外界視野。鄉政府、學校及教管中心已于2015年3月，將4名兒童列為“留守兒童”并建檔，并進行過多次家訪督促返學。有報道稱，就在孩子們喝藥前一個半小時，當地政府、學校等相關責任人，還去家里與孩子溝通勸其返校。為何最后的悲劇隱患并未化解呢?

宋x輝：這恰恰涉及兒童保護的專業化問題。父母出走以后，發現小孩不上學，學校找過，鄰居勸過，有關部門也去敲過門做工作……表面看，干預措施沒有“輪空”，但事實是干預措施并未“奏效”。

其實，這幾個小孩在家里關起門不見人，這種“自我封閉”顯示孩子可能有嚴重心理問題。這時候應該由有關部門和組織出面干預和解決這個問題，但老套的輪番上陣，有效無效去了就責任盡到的做法，顯然沒有起到預防和解決問題的作用。我們更應該深入了解兒童需求，依靠專業心理輔導人員或受過心理培訓的社工去做這個溝通、去制訂解決方案。

很遺憾，因為沒有專業的人員去了解、回應兒童的需要，所以雖然看上去學校、村委會、民政等悉數到位，但卻出現了“好心沒辦成好事”的結局，這不能不讓我們反思。

北青報：現在當地至少有三名相關責任人被究責，您認為它能帶給我們哪些啟示?

宋x輝：懲罰不是目的。依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發生了這么嚴重的后果，相關責任人可能有的構成行政處分，有的構成民事責任，有的構成刑事責任。

《未成年人保護法》雖然規定了法律責任，這個責任具體怎么落實卻沒有細化。比如說，父母作為第一監護人不與孩子一起生活，甚至失聯的情況下，誰來進行督促管理?又比如說，誰來啟動監護缺失報告制度?誰來啟動督促履職程序?誰來提起“剝奪”監護權訴訟?誰來提供相關服務?誰來進行具體追究?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明確的細化。

在預警、報告、處置保障機制有欠缺、聯動網絡零星化的形勢下，無疑多個環節都有問題，迅速找出幾名“責任人”頂雷，看似追責了、回應了社會輿論，但對未來兒童保護機制的建設，我們更需要仔細梳理分析，制訂常態化、制度化的解決方案。

目前我國針對未成年人的法律除了《未成年人保護法》，還有一些零散分布在各個相關法律中，而涉及兒童保護職責的部門也有十幾個。宋x輝認為，預防更多兒童侵害事件的發生，除了要進一步完善立法，還應該再設立類似于“兒童保護局”這樣的專職單位，避免各個單位的工作接駁不力。

防止兒童侵害事件亟須直管單位協調

北青報：畢節留守兒童服毒事件發生后，李克強總理曾作出重要批示，避免悲劇再現。您認為現在還需要做什么?

宋x輝：首先要完善立法。目前未成年人法律分布得很廣，除了未保法以外，分散在各個相關法律當中，而且占的部分都很?。罕热缃逃?，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等等;零零星星，權重不大，很容易被忽視，必須很好地加以整合。

另外，這些法律剛性不足(可操作性和強制性)。法律具有的強制性，一方面在不去執行、不去落實時有相應的法律后果，另外一方面，還需要設計具體的程序性保障。比如說，誰來報告?誰來調查?

北青報：國家親權再先進，畢竟是一種“虛空”的理念，您有何具體措施建議?

宋x輝：應該在明確各兒童保護相關部門職責的基礎上，在各級政府設立專門的兒童保護機構。

除了要明確相關政府部門職責、提高全社會的認識外，還需要賦予某個部門進行整體協調安排的權利和責任，因為眾所周知，兒童的問題具有綜合性，其需求和解決途徑涉及不同的職能部門，也需要利用正在發展壯大的社會力量。

如果沒有這個常態化的協調統領機構，各職能部門工作條塊分割，未成年人保護不連貫，碎片化，空洞化的問題仍然不能解決。我們現在雖然對未成年人有十五六個責任單位，如果接駁不力，仍然會產生巨大的漏洞，亟須有一家“直管”單位來協調落實。其作用體現的是1大于15的功能。

北青報：發達國家在這些方面是如何體現和落實的?

宋x輝：在國外有專門的政府機構，通常叫兒童保護局，得知畢節或濮陽這樣的情況，他們會第一時間主動干預。通常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或者提示法院，讓法院指派一個人監督他的父母，對其進行專業的干預。

這個監督人(法院指派的這個人)干預一陣后，覺得家長會變好，家庭還能提供子女良好的成長環境即可。如果家庭干預半年或者一年，感覺這對父母仍不能很好履行監護責任，就會把其未成年子女帶到相關機構或其他家庭，剝奪他的臨時監護權或完全監護權。

北青報：有觀點認為，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我國《刑法》中的遺棄罪，特別要求行為主體具有撫養義務這一身份特征。這種規定對困境兒童的福利保護留下非常大的空洞，使得亟須救助的人群得不到相應的保護，也很難落實如醫院、救助站、民政局等相關單位的具體責任。您是否同意這種觀點?

宋x輝：在兒童保護、監護問題上嚴重失職或實施侵害行為，構成犯罪的主體從監護人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刑法》都有相應的規定。比如遺棄、虐待、瀆職等，但問題是已有的罪名不能“完全覆蓋”，使得一些單位相關人員的嚴重失職難以通過現有的規定追責。而目前一些罪名對相應的職責表述比較籠統模糊，也難以據此追責，比如瀆職罪。

如果需要，可以完善《刑法》規定，設立新的罪名。此外，還需要進一步明確相關部門和人員的職責義務，包括界定跨部門的聯動協調職責等。

文/本報記者張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