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繼承法肯定公民可以通過遺囑自由處分自己的財產，但是這種自由的限度卻并不明確，在實踐中就導致了法院對案件的裁判各不一致。基于維護法律體系穩定的需要，通過公序良俗原則來否定遺囑效力的做法并不妥當，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借鑒國外的特留份制度，完善我國的繼承立法。

關鍵詞：遺囑自由限制公序良俗特留份

我國《繼承法》第十六條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并可以制定遺囑執行人。此條文說明公民的遺囑自由得到了法律的充分肯定，而這種自由的程度也大大高于國外立法的一般水平。通讀《繼承法》的全部條文，似乎只有第十九條“遺囑人應當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額”是對遺囑自由比較明顯的限制，這就使得現實中一些繼承案件的處理充滿了爭議。

一、由兩個經典案例引發的思考

第一個比較經典的案例是“瀘州遺贈案”。死者黃某通過遺囑將自己價值六萬多元的財產贈給“二奶”張某，而后法院認定遺贈人黃某的遺贈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原則和精神，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公共秩序，應屬無效行為。依照我國民法通則第七條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張某的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后張某即上訴，但二審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實后，以與一審法院同樣的理由，當庭做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審的終審判決。第二個案例是“杭州百萬遺產贈小保姆案”。杭州老人葉某在生前立下遺囑，將其全部百萬元遺產遺贈給曾經照顧過自己十年的小保姆吳某，葉某的女兒不服，強行取走了該部分遺產。后來吳某提起訴訟要求葉某女兒返還遺產，法院經過審理后認定葉某的遺囑合法有效，并確認了全部遺產應當歸吳某所有。

以上兩個真實的案例已經在民眾和法學界中引起了廣泛的爭議，贊成者與反對者都羅列了許多理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筆者認為，這兩個案例反映出我國的繼承立法還非常不完善，從而導致實踐中司法機關的處理并不一致。應該說以上兩個案件有很大的相似之處，被繼承人都是通過遺囑排除了自己的法定繼承人的繼承份額，并將遺產贈給完全沒有血緣關系的“外人”，從而導致了自己親屬的不滿。問題在于根據現行《繼承法》的規定，對遺囑自由的限制只有第十九條的規定，而前文兩個案例中無論是黃某的妻子蔣某還是葉某的女兒，都不屬于十九條所描述的“缺乏勞動能力有沒有生活來源”的人員，因此我們似乎無法找出明確的法律條文來否定兩份遺囑的效力。根據私法領域“法無禁止皆自由”的理念，兩份遺囑必然是有效的，張某與吳某都應該理所當然的取得相應的遺產。但是法院的處理卻截然相反，社會公眾和理論界的爭議更是經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