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訊逼供罪的主體

根據《刑法》第247條的規定，刑訊逼供罪的構成主體是司法工作人員，從刑法理論上看是一特殊主體。

(一)司法工作人員的界定

要準確地界定司法工作人員的范圍首先必須對司法權的性質進行一番探討，從一種約定俗成的提法到規范的法學研究用語，也許考察的角度不一樣，人們對司法權的性質的認識也就不同。“從憲政體制的角度來看，司法權是相對于立法權、行政權的第三種國家權力。……相對于立法權而言，司法權是一種裁判權，并且是通過將一般的法律規則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上，來發揮裁判案件這一功能的”[1]在三權分立的憲政語境下，司法權是一種單純的訴訟裁判權，獨立于國家的立法行政權之外，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在訴訟的兩造之間保持一種中立和超然，司法工作人員指的就是法庭審判人員——法官。

而在我國現行的司法的體制之下，司法權就成了一種由多個國家權力機關共同行使的公共權力，“司法權，國家審判訴訟案件和監督法律實施的權力。分為審判權和檢察權。”[2]或者也可以說“司法被視為一種由公安、檢察、審判等機構進行的國家活動的總和。”[3]因此才有“公安司法機關”這一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復合而成的中國式的“專有名詞”。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分析，顯然《刑法》第247條所規定的“司法人員”并不是憲政語境下的“司法人員”——或者說訴訟裁判人員，而是“公安司法機關”意義上的“司法人員”，簡單地說“司法工作人員，即負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4]亦即從理論上分析，負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都是刑訊逼供罪的法定犯罪構成主體。

但是從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承擔審判、監管職責的司法人員，由于工作內容的差異，其進行刑訊逼供犯罪的情形很少。刑訊逼供犯罪行為主要存在于偵查機關對犯罪的偵查階段，尤其公安機關是刑訊逼供罪的多發區。在我國的國家機關體制結構中，公安機關屬于行政機關，而非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行使國家審判權、檢察權以及管理國家司法行政工作的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與司法行政機關。公安機關是治安機關，在我國，處理刑事案件時參與司法活動。狹義專指國家審判機關即法院。”[5]公安機關作為行政機關其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權來自于《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和《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的授權，而且《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授權也僅僅是授予公安機關而非公安機關內的某個部門或人員，因此要準確地界定公安機關內誰為司法人員顯然存在一定的難度。從目前公安機關內部辦理刑件的職責分工一看，在公安機關內(包括各種行業公安，如鐵路、民航、林業等)負責刑事案件偵查的部門有(以市一級公安機關為例)刑警支隊、經濟犯罪偵查支隊(簡稱經偵支隊)、毒品犯罪偵查處(又稱禁毒處)、國家安全保衛支隊、治安管理支隊等，此外，在刑事案件偵查業務上歸口由公安機關指導和管理的武警邊防、消防部隊，交通警察支隊也負責部分刑事案件的偵查。因此在原來的傳統意義上，“公安機關偵查人員”的概念已經缺乏了具體的指向對象。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當武警邊防管理部門和消防管理部門在查處各自管轄范圍內的刑事案件時，現役武警能否謂之以“司法工作人員”也還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