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摔倒，好心人扶起后遭訛詐的事件引起軒然大波。當事人扶起老人不僅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感謝，還被老人訛詐。事情的發展走向使得很多心存善意的好心人做好事時思前想后，小心翼翼。針對這一情況，我國民法通則進行了規定。確保好心人的權利不受影響，那么如何理解扶不扶民法總則?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萬眾矚目的《民法總則》。該法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該條也被一些媒體稱之為“中國版好人法”。這么一條看似簡單的條款，卻是人類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人與人之間(尤其是陌生人之間)的救助問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這個問題的處理也見仁見智。本文嘗試對該條涉及的相關知識和概念進行簡單梳理，供讀者參閱思考。

1.好撒瑪利亞人

“好撒瑪利亞人”的典故來自《圣經》中一則著名的寓言：一個猶太人路遇強盜，被打成重傷，躺在路邊。有猶太人祭司和利未人路過，但不聞不問。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不顧隔閡，動了慈心照應他，在需要離開時自己出錢把猶太人送進旅店。由于這個典故，“好撒馬利亞人”被用來指代在他人危難之時實施救助行為的見義勇為者。

2.好撒瑪利亞人法

在西方，好人法又被稱為“好撒瑪利亞人法”( Good Samaritan law)，也叫“行善人(保護)法”。《元照英美法詞典》釋義為：“該種制定法的目的在于，使那些對處于危險之中的他人自愿施以救助，但又在施救過程中由于過錯而導致他人傷害的人免除責任。例如已經下班的醫生對于處于緊急狀態的的他人施救，則其不對該救助行為承擔任何民事責任。某些州的法律規定，當某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并為人所見時，其他有救助能力并且不會因此而對自身造成危險的人應當提供幫助。”

3.“吉諾維斯案”與“旁觀者效應”

1964年3月，美國紐約一名叫吉諾維斯的年輕女子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被一名歹徒襲擊，暴行持續約40分鐘后悲慘死去。事后警方證實，在她被害過程中，約有38位附近的鄰居聽到或目睹，但無一人出手相助或報警。“吉諾維斯案”曾在美國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有兩名心理學家為此提出了“旁觀者效應”：危機現場中人數愈多，導致責任越發擴散，救助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4.“亞歷山德拉訴麗莎案”與“好心人免責條款”

2004年10月，美國加州一位名叫亞歷山德拉的年輕女子發生車禍，被卡在車里動彈不得。另外一位名叫麗莎的女子將其救出，但由于其沒有專業的施救技能，導致亞歷山德拉車禍后癱瘓。2008年，亞歷山德拉把麗莎告上法庭,稱麗莎不該像對待一個“布娃娃”那樣將她拽出來，因而導致傷情加重，所以麗莎要為她的癱瘓負責。

這一事件引起廣泛關注， 民眾紛紛呼吁：不能懲罰做好事的人,即使好心人在幫助他人時出了錯。2009年，加州議會通過了對相關法案的修改。新通過的法案規定，在緊急狀態下，施救者因其無償的救助行為，給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損害的責任應予免除——而且適用范圍不再限于專業人士。該條款也被稱為“好心人免責條款”。

5.見危不救的法律干預

古今中外，對見危不救者課以法律責任的法律規定并不鮮見。《唐律》有載：“鄰里有強盜或殺人案發生，見呼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者，杖九十。”《德國刑法典》第330c條規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險或困境發生時需要急救，根據行為人當時的情況急救有可能，尤其對自己無重大危險且又不違背其他重大義務而不進行急救的，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相關法律也有類似規定。

6.法律干預道德的現實困境

美國法學家龐德在《法律與道德》一書中有述：“以一起損害賠償訴訟為例，該案中損害明顯可歸因于他人任性的、道德上不可寬恕的不作為。假設除了當事雙方都是自然人以外，兩人間不存在任何關系。如果一方處于溺水狀態，另一方手上拿著一根繩子卻無動于衷，雖然后者在那時可以不冒任何風險而施行救助，但他卻坐在河岸上吸煙。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仍拒絕對后者科處責任。一如埃姆斯(Ames)所言：‘后者并沒有從身處危險境地的人那兒得到利益，他只是沒有對一個陌生人施加恩惠……法律并不強制人們在相互之間積極行善。是否做一個善良的撒瑪利亞人，由個人的良心自主決定。’在此，使法律躊躇不前的困難是什么?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難以證明案件的實情。因此在善良的撒瑪利亞人那個事例中，如果祭司和利未人耽擱在路上，并且在太陽落山前還沒有住進店，那么他們就有充足的理由擔心自己遇到強盜。同樣，有時候很難認定誰負有成為善良的撒瑪利亞人的法律義務。”

美國法學家波斯納在《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疑問》一書中也論述道：“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拒絕救助者的行為說明了法律與道德之間并不完全重疊。不懲罰他有各種實際原因：這種案件很罕見。非專業救助者常常會把事情弄得更糟。懲罰不救助者會使人們躲避本來他有可能救助的場景。很難辨識什么情況下救助才不會給救助者本人帶來危險。把救人定為法律責任會不利于利他主義的救助，因為它時救助者更難被人們承認是利他主義者(人們會認為他救人是為了避免法律責任)……無論好壞，這些不把不救人視為犯罪的理由都不觸及行為是否道德的問題。”

在龐德和波斯納看來，就算大多數人承認拒絕救助是不道德的，但法律畢竟不是道德，對民眾課以法律義務除了需要正當理由，還應當考慮其在現實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7.邊沁關于“倫理”與“慈善”的論述

英國法學家邊沁在其名著《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一書中指出，倫理就其作為一個人對待其鄰人的幸福的義務的意義上而言：“其鄰人的幸福，可以用兩種方式來對待：(1)消極方式，即避不減損之;(2)積極方式，即試圖增長之。因而，一個人對其鄰人的義務，部分是消極的，部分是積極的。履行其消極部分，是謂正直;履行其積極部分，是謂慈善。”

他在論述“立法在多大范圍內為厲行慈善律令所必需”時，進一步指出：“至于慈善準則，在涉及細節問題的限度內，必然非得在很大程度上讓給私人倫理來管不可。”他認為，“慈善”的性質，依賴于行動者作出善舉的動機是出于本心，出于同情、希望和睦或喜愛名望，而非屬于政治或法律約束力。一句話，善舉之所以是善舉，是因為自由的和自愿的。盡管如此，他也不反對法律之手可以再向道德范疇伸展一些：“特別是在有人處于危險的境況下，為什么不應當使得既避不招禍害人、又救人免受災殃(如果能做到這一點而不殃及自身的話)成為每個人的義務呢?”

8.救還是不救，這是一個問題

基于維護社會基本道德的立法價值之一，法律從來只是提倡，但并不強制人們之間互相積極行善。面對身處危難之中的人，旁觀者救或是不救，原本只是一個道德問題，救人者可能出于惻隱之心，不救者也頂多被予以“冷血動物”的道德譴責。但在法律出面干涉之后，救或是不救，則在惻隱之心之外還要考慮是否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

倘若法律對見危不救者課以法律責任，且不免除救人者施救過程中的過錯責任，則每一個潛在的救助者都將面臨這樣的情景：出手救援但救援不當，擔責;不救，擔責。區別只在于，救比不救承擔的責任更小一些，因為不救者往往被課以刑法上的責任，而救人者只在存在重大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相應責任。盡管這樣的法律規定邏輯上似乎行得通，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旁觀者唯一的選擇似乎只有避之不及。因為誰也不能保證救助的結果一定利好于被救助者。

9.謹慎適用《民法總則》第184條

我國法律并未規定見危不救者需承擔法律責任。實踐中，因無人救助而引發的悲劇性事件也屢見不鮮。救人者“引火燒身”，“英雄流血又流淚”的事件也頻繁見諸報端。法律本就應當在人類出現“道德危機”時挺身而出。在這樣的道德環境中，《民法總則》第184條的出臺算是一個不小的進步，它為潛在的救人者免去了后顧之憂，無疑有助于改善現有的道德風尚。

法律鼓勵的是積極行善，而且盡量達到既讓潛在救助者敢于挺身而出，伸出援手，讓救助人免卻因此而擔責的后顧之憂，又讓受助人獲得理想的救助結果。因此，并不是說，有了第184條擔保，救人者便可以“肆無忌憚”，一般情況下，受助人的合理利益同樣會受到法律保護。所以在適用該條時，則應當慎之又慎。該條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僅從條文來看，適用該條有以下關鍵情節：

(1)自愿。自愿應當是一種善舉，行善是該條的核心要義，在具體案例中，應當重點考察救人者的主觀狀態。必須考慮的一種情形是，當救人者在實施救助過程中因主觀狀態發生變化，使受助人陷于更加危險的境地時，不能適用此條。比如在救助之前約定報酬或者在救助一半時又棄之不顧，其主觀上難稱“自愿”，也難稱“善舉”，因此不能免責。

(2)緊急。緊急區別于一般的愛心施舍和捐助。比如一般情形下，好心司機路遇搭便車者，載他人一程，結果由于違反交通規則造成他人傷亡，則不能適用此條免責。

(3)特殊主體除外。救助者必須與受助者的危險境地無關，沒有先行義務。先置他人于危險境地，又自愿出手相助者，也不得適用此條免責。

亞里士多德有言：“凡訂有良法而有志于實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惡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虛名，而真正無愧一‘城邦’者，必須以促進善德為目的。”但愿世間一切法律都能夠保護良善者免受處罰，也不使惡人逍遙法外。

通過上述文字的介紹，相信大家對“扶不扶民法總則”這一內容已經全面了解。扶不扶民法總則主要是對好心人提供一種保障，杜絕行好事的后顧之憂，鼓勵社會更多人傳播正能量，發揚友善助人的良好品格，共同建設風氣良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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