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對股權執行是如何規定的

股權是公司這種現代企業組織形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各國立法關于股權的表述不是很一致，如日本公司法將之表述為“持分權”，我國臺灣公司法則表述為“因出資而產生的權利”。此外，還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在立法中并不明確規定。

在我國立法中，有關股權的表述也并不是很明晰，有些涉及股權的法條存在明顯的滯后痕跡，已不適應現階段經濟發展的要求，更對法院的執行工作造成了不必要的阻礙。

如我國《公司法》中就未明確提出過股權的概念，在牽涉到股權時，往往以“出資額”、“注冊資本”、“資本額”、“股份”等名詞取而代之。如《公司法》第4條規定“公司享有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依此規定，公司對于股東投入公司的認繳出資只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處分的法人財產權，而沒有財產所有權，即股東投入有限責任公司的認繳投資的所有權仍然屬于股東所有。因為根據《公司法》規定的“法人財產權”理論，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在公司中享有出資所有權，而不是股權。因此，股東針對公司產權轉讓的客體也只能是“出資”，而不是股權。正是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公司法》第71條才規定了：“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出資或者部分出資。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其出資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出資，如果不購買該轉讓的出資，視為同意轉讓。經股東同意轉讓的出資，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對該出資有優先購買權。”從《公司法》的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公司法》規定的是有限責任公司出資轉讓制度，而沒有規定股權轉讓制度。筆者認為，這是我國《公司法》在立法上的一個失誤。

雖然股權與其種種“代稱”之間存在種種不可分割的聯系，但這里我們有必要將有關概念予以澄清，主要是股權與出資額及注冊資本的差別。其實，它們最主要的差別即在于股權是一種財產權利，而出資額與注冊資本僅僅是特定財產的數量表現;另一個重要差別在于前者是一個變數，而后兩者一般說來是一個定值。股權作為一種財產性權利，其價值是隨著公司的經營狀況好壞及其他因素而自動變化的，而出資額與注冊資本非依一定的法定條件和程序是不能任意改變的。

其實，股權的含義應當是比較好理解的。簡單地說，它就是股東因其出資而享有的特定財產權利。我國有法律稱之為“投資權益”2比較恰當。在公司中，公司人格的存在使股東不得直接支配公司財產，而只能按照法定程序，通過行使股權，以左右公司重大事務，并且公司享有收益權，股東的收益來自公司，股權的具體權能與所有權大相徑庭，股權絕非所有權。

然而，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將“股權”與“出資額”、“注冊資本”、“股份”這幾個概念混為一談，特別突出的就是將出資額與股權相等同，不論是立法上、司法中乃至于在學術論著中都將股權轉讓稱為“出資額轉讓”，不太規范，應予糾正。

因此，筆者建議將《公司法》第35條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出資轉讓”制度，修改為“股權轉讓”制度，即將《公司法》修改為：“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股權或者部分股權。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其股權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股權，如果不購買該轉讓的股權，視為同意轉讓。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對該股權具有優先購買權。”與此相適應的修改，包括《公司法》第22條關于有限責任公司章程載明的事項、第30條股東出資證明書載明的事項和第31條、第36條規定的股東名冊記載的事項均應當增加“股東的股權比例”。

實際上，1998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已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股權轉讓”的概念和理論。該《規定》第53條規定，“對被執行人在有限責任公司、其他法人企業中的投資權益或股權，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凍結措施”：“被凍結的投資權益或股權，被執行人不得自行轉讓”。該《規定》第54條規定：“對被執行人在有限責任公司中被凍結的投資權益或股權，人民法院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35條、第36條的規定，征得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后，予以拍賣、變賣或以其他方式轉讓。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投資權益或股權，不購買的，視為同意轉讓，不影響執行。人民法院也可允許并監督被執行人自行轉讓其投資權益或股權，將轉讓所得收益用于清償對申請執行人的債務。”在這里，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明確承認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針對公司產權可以進行轉讓的是“投資權益或股權”，而不是“出資”，這是對《公司法》的修改性解釋，是有理論創新和進步意義的司法解釋。

法律規定股權的強制執行制度在于公司法律制度的普及盛行和出于對債權人的利益的充分有效保護的考慮。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有的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負債很多，而他除了在公司的股權之外已別無財產來供清償債務;另外，在不少的國際破產宣告中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如我國就曾遇到多起外國債權人因債務人在該外國被宣告破產而進入我國境內要求接管債務人在我國境內的有關企業中的股權的問題3.這些現實性問題的出現，給人們帶來許多思考。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股權能否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

股權是否可以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呢?有人認為，現代公司帶有典型的人合性質，如果將股權強制執行給第三者，則無疑強加給其他股東一個新的合作伙伴，其他股東便不得不考慮新股東的信譽及與之合作等一系列問題。另外，法律規定，股權轉讓應基于股東會的決議，應得到其他一定數量的股東的同意，如允許強制轉讓，顯然有悖于自愿原則，不符合法律規定，也不利于公司的發展4.

但筆者對此持不同觀點。筆者認為，股權的強制執行是股權強制轉讓的一種5，它指的是法院根據債權人的申請，依據有效的法律文書而對作為被申請執行人的股東在公司中的股權所采取的一種強制性轉讓措施。由于股權的強制執行是法院采取的讓股權轉讓的強制措施，故它明顯有別于以股東會決議而進行的自愿性轉讓股權，可以說它是一種特別性制裁的股權轉讓，因其轉讓的根據是法院的命令及相應的法律規定。一言概之，即以股權為標的的強制執行。具體理由如下：

其一，股權具有可轉讓性。我國《公司法》第35條對出資轉讓作了相應的規定。由于股權轉讓可以給轉讓方即股東帶來一定的利益，因此，也就可以成為該股東用于償付其債務的有效手段。股權轉讓的方法，也就成了對股東債權人的一種救濟。在股東不能履行債務又不愿轉讓其股權的情況下，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唯一辦法，便是司法執行程序上的強制轉讓。

其二，股權是一種典型的財產性質的權利。既是財產權，那么債權人自然有理由來取得而借之獲取收益。并且，股權是一個整體，共益權和自益權是其兩項基本內容。有人擔心股權的執行會損害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益，但筆者認為，在股權的執行過程中，有各種措施可以被用來避免這種損害，平衡各方利益。

其三，股權可以強制執行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有關于股權強制執行的規定，如《法國民法典》(1978年1月4日第78—9號法律)第2078條第1款就有“強制執行被擔保抵押的公司股份”的規定，并在其《商事公司法》(1966年7月24日第66—537號關于商事公司的法律)第46條予以配套規定，6;日本公司法第19、20條也規定有“非股東依拍賣或公開出賣而取得份額”的情形7;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地區的公司法剛開始也是沒有有關股權執行的內容，以致于法學界和實務界爭論不休，后來在公司法第111條第3項中增加了有關股權強制執行的內容，方才取得一致。

其四，盡管我國公司法沒有規定股權強制執行問題，但在有關司法解釋中，也并沒有禁止，而是有條件地予以認可，已體現出要對股權強制執行的精神。如1987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就規定：“……確有必要的應征得內地合資方或合作方和有關方的同意，通過轉讓投資權益的方式進行。”這里，轉讓“投資權益”即指轉讓股權。此解釋顯然僅適用于涉港、澳案件的執行，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但其精神卻有可取之處。

其五，股權強制執行可以充分保護債權人利益。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情形并不鮮見;有的企業股東負債很多，而他除了在公司的股權之外已別無財產供清償債務。若對其股權不予強制執行，則債權人債權得不到實現，法律對債權的保護便顯得軟弱無力。

其六，股權強制執行具有可操作性，有人認為股權問題比較復雜，其強制執行自然將是難以操作的。而實際上，這種擔心是多余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規定有多種執行措施，如查封、扣押、凍結、拍賣、變賣、指定交付財物或票證等等。其中有不少都可被用于股權的強制執行。另外，在無經驗的情況下，結合本國國情，借鑒國外的一些有效作法，也將有助于股權順利地得到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