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反訴被告)袁××。

原告(反訴被告)吳××。

被告(反訴原告)孫××。

三原告和被告以及案外人劉××、曹×等六人在1992年12月在對市場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協商開辦酒廠，直至2000年2月15日簽訂了合伙入股辦酒業公司的協議。協議確定每人一股，出資14萬無，并選舉被告為法定代表人，于2000年5月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在經營過程中，三原告與被告及劉××、曹×等相互發生矛盾，在未對該公司營虧進行結算(清算)的情況下，原告吳××于2001年10月1日將其在公司的股權按入股價14萬元轉讓給被告，并以公司現有酒相抵(有什么酒拿什么酒并不限時間)。同時約定“自建廠發生的一切利害全與乙方(指原告吳××)無關”。2001年11月9日，原告李××、袁××亦分別將其在公司的股權以15萬元轉讓給被告，支付方式與前相同，并約定“以后酒廠所發生的一切利害全與李××(或袁××)無關”。同月20日，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更換為馮××，被告與馮××約定，之前的債務(包括交納稅款)由被告負責。2001年12月10日，公司在該縣國家稅務局繳納了國內增值稅、國內消費稅共計213572?48元，稅票注明該稅所屬月份為2001年11月份(訴訟中該縣國家稅務局緝查大隊又出據證明：該稅所屬月份為2000年8月份到2001年5月份)。后三原告在繼續提取抵股金的酒時，被告以三原告應承擔國稅而拒付。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圍繞當事人的轉股協議是退伙、退股，還是股權轉讓以及該協議是否合法有效(合法有效是三原告起訴的依據)、所交納的國稅應由誰承擔(轉股前的六股東均攤是被告反訴的理由等)問題，分歧較大，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原、被告之間的三個轉股協議合法有效，三原告應分別償付被告為其墊付的稅款。其理由是：轉股協議雖然有效，但該企業為合伙企業，對在轉股協議簽訂時還未交納的國稅，是轉股之前共同經營期間所欠的稅款，應當按合伙入股均攤，三原告轉股是規避、逃稅的行為。

第二種觀點認為：原、被告之間的三個轉股協議亦合法有效，但該稅款應由公司承擔(實為轉讓后的公司新股東承擔)，而不應由前股東三原告承擔。其理由為：該企業為公司法中的有限責任公司，在雙方分別簽訂轉股協議時，實際上是轉讓了股權，那么其權利義務也應一并轉移。

第三種觀點認為：原、被告之間的三個轉股協議均違法無效，稅款是公司債務的一部分，當事人雙方應與其他股東繼續共同經營或另行清算。其理由為：該轉股協議雖名為轉股而實為退股，根據《公司法》的規定，退股是法律所禁止的。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我認為在處理本案過程中，如何認定轉股協議是否有效及稅款應由誰承擔，應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考慮：

一、該企業實質上是有限責任公司，而非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設立，由法律規定的一定人數的股東共同出資組成，每個股東以其所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全部資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法人。其性質介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企業之間，兼具資合性(資金的聯合)和人合性(股東間的信任)。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即在設立運行-方面較為靈活。合伙企業則是指兩個以上合伙人共同出資、合伙經營、共享分益、共擔風險，并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營利性組織。由于合伙與有限責任公司在企業發展史上具有極為密切的聯系，在實際中容易混淆，但二者也有明顯的區別：第一、設立的基礎不同：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以章程為基礎，章程對公司及所有股東具有約束力。而建立在合伙合同基礎上的合伙企業，只對合伙合同的訂立者有約束力。第二，法律地位不同：有限責任公司是企業法人，而合伙企業則不具有法人資格，這是二者的根本區別。第三，在內部及外部法律關系上具有實質性差異：(1)合伙人出資于合伙的財產，其所有權歸屬和行使方式未發生實質性改變，一般被認為屬全體合伙人共有;而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一旦出資，其所有權即轉換為股權，是區別于股東的獨立財產。(2)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出資一經交付公司，即不得主張退股，但卻保證出資轉讓方相對自由地轉讓其出資;而合伙企業出份數額的轉讓要受到嚴格的限制。(3)股東對有限責任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而合伙企業合伙人則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這是二者的顯著區別。本案中的企業在成立前有合伙協議，具備合伙企業的部分條件，但其在成立時則具備了要求更高的有限責任公司的條件，它是符合《公司法》第19條、第23條規定的以生產經營為主的注冊資本不得少于50萬最低限額的有限責任公司，是基于合伙而產生的有限責任公司。第一種觀點就是只看到了該企業具有合伙的部分條件，未注意到有限責任公司與合伙(合伙企業)的區別，便簡單的以《民法通則》的合伙觀點和審判實踐中的習慣作法認為被告只取得了原告的股權，而稅款屬共同經營期間所欠的稅款，應由包括原、被告在內的初始股東均攤，故第一種觀點是不妥的。

二、當事人雙方簽訂的轉股協議實際上是將向公司交納的出資及因此產生的權利和義務的一并轉移。該三個轉股協議是在公司初始股東共同經營一年半后，因相互間的不信任而無法繼續共同經營的情況下而簽訂的。被告與原告吳××在轉股協議中已明確約定“酒廠的所有權歸甲方(被告)所有，至建廠發生的一切利害全與乙方(原告吳××)無關”，而該所有權實即股權，那么就應遵守協議，原告吳××不應負擔任何稅款。至于被告與原告李××、袁××在轉股協議中約定的“以后酒廠所發生的一切利害全與李××(或袁××)無關”，則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1)股權轉讓(出資轉讓)就是將向公司繳納的出資及因此產生的權利和義務，一部分或全部地、概括地轉移給其他股東或股東以外投資者的行為，是股權買賣行為。而股權則是因出資形成的與股東身份相聯系的權利和義務的集合，本質上是股東對公司及其事務的控制權。(2)此案為公司內部的出資轉讓，其同樣需要保證出資轉讓方相對自由地轉讓其出資，盡可能地維護公司股東間的信任基礎。(3)在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出資的轉讓中，從轉讓方(即原告)的角度看，它所轉讓的是對公司的控制權即公司本身;從接受轉讓方(即被告)的角度看，它所獲得的是對公司的控股權。(4)該“轉股協議”是轉股而不是變相退股。因為公司法規定，股東只能轉股而不能退股;而合伙企業則既可轉股，也可退股。從表面上看，轉股協議約定以提酒方式支付原告的股金而不是由被告直接付給三原告股金，似乎是變相退股，是違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規定的，但從實質上看，以酒折抵股金，也是經其他股東同意(甚至是希望的)，它只是一種特殊的支付方式，因為這種支付方式不僅能促進該公司的資金周轉，提高經濟效益，同時也能提高該公司并不出名的知名度。(5)被告反訴要求原告李××、袁××分擔稅款，無法律依據，亦不符合轉股協議約定。首先：退伙結算是合伙人轉讓(退出)合伙時的必經程序。《合伙企業法》規定：合伙人退伙的，其他合伙人應當與該退伙人按照退伙時的合伙企業的財產狀況進行結算，退還退伙人的財產份額。退伙時有未了解的合伙事務的，待了結后進行清算，退伙人對其退伙前已發生的合伙企業債務，與其他合伙人承擔連帶責任。而轉股則是將向公司交納的出資及因此產的權利和義務概括性地一并轉移，而無必要有結算或清算此類程序，故也無此類規定。其次，原、被告雙方簽訂轉股協議時，該公司還未交納該國稅，但作為合伙開辦以生產經營為主的公司的當事人，均應清楚知道納稅是盡義務，特別是時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退一步講，即就是該稅是轉股之前的2000年8月至2001年5月間的稅，但其也是轉股之前就存在，轉股之后實際發生的。第一種觀點之所以錯誤，不僅如前面所述的未注意到有限責任公司與合伙(合伙企業)的區別，更未注意到在轉讓股權收回出資時而將因出資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同股權一并轉出，且二者是一致的，不能分割的。第三種觀點則過分強調了法律的強制干預性，而忽視了包括原被告在內的初始股東的意愿，忽視了當事人自由處分財產的合法權益，也損害了時為第三人而現為法定代表人馮××的合法權益。

三、股權轉讓是對市場經濟領域的特定財產關系的特列規定，其更應尊重當事人對股權自由處分的意愿。

如前所述，股權轉讓是股權買賣行為，它是對市場經濟領域的特定財產關系的特殊性規定，它是受民法統領和指導的，其許多規定只能根據民法所確立的一般原則才能理解，但它是民事特別法(也有人稱之為商法)，又對這些一般性原則加以變更、補充和刪除。市場經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它客觀要求強化企業組織，提高經濟效率，維護交易公平，保障交易安全。而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更要求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時，尊重雙方當事人的意愿，只要其不違反《合同法》第52條規定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等，就應促成其交易成立。也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發展，與國際接軌，并盡快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