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學者認為，姓名承擔了代表群體或者個體、表明等級身份、規范婚姻關系、彌補命運缺憾、指代特殊事物、體現社會評價、凝聚文明精華等社會功能。而姓名代表群體或者個體、表明等級身份、指代特殊事物和體現社會評價的功能具有法律層面上的意義。事實上，姓名權的人格權本質說是以近代法典化時代為背景進行論述的。而姓名在法典化前的等級社會中表征了一定的身份關系，也正是姓名“表明等級身份的功能”的功能決定了“姓名可以成為身份權的客體”。姓名權在歷史上的確曾經以身份權的形態存在過。

首先，姓名中的姓表征了一定的身份關系。

姓一般是世代相襲的，因此它發揮的最主要功能是血緣區分，即群體區分。在某些條件下，姓還可以發揮個體區分和身份區分的作用。因為在等級社會中姓本身就意味著高低貴賤。從微觀上講，家長權、夫權、親屬權等都可以通過一個具體的姓體現出來。正因為如此，德國學者莫*爾等人才提出了姓名權為親屬權(即身份權)的觀點。他們認為姓名權的發生多源于親屬關系，所以姓名權為親屬權的一部分。該觀點從姓的角度論證了姓名權是一種身份權。

其次，姓名中的名表征了更具體的身份關系。

名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表征身份關系的強弱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在宗法等級制度和中央集權制度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名表征身份關系的功能體現得更充分。在宋代，行輩字號是行輩命名法的具體表現。使用行輩字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標志出宗族中每一個男性成員的世代位置(有時也包括女性)，以及同一代成員之間的長幼順序排列關系。該命名法由兩種起源不同的稱呼命名方法結合而成。一個是排行，一個是輩份。前者起源于民間將家族中的同輩兄弟，按其出生先后，依次排列為一、二(老大、老二……)的習慣，用來表示同一世代的長幼順序;后者起源于以一個相同的文字作為宗族內部同輩之名的一部分，因而祖父世代、父世代、兄弟世代和子世代等不同輩就由不同的字號來表示的命名法，用來標明相同世代的尊卑等級。宋代把這二者結合起來納入族譜中，發展成一種廣泛流行的行輩制度。行輩字號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在中國古代一般通過世代排名制來判斷一個人的輩份。(當然，連名制也是與其相似的一種姓名制度。)所謂世代排名制，即凡同宗同輩者，皆用一個固定的字或者偏旁取名，不同輩份使用不同的字或者偏旁，世次整肅，秩序井然，綿延不絕。如孔子家族從第56代開始使用50個字來排列世代希言公彥承，**貞尚衍;**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令*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煥景瑞，永錫世緒昌。這種世代排名制，同宗同輩的人不僅每代有一相同的字按序排名，甚至人名中除此之外的另一字也有以偏旁取名者。如黎*鉞、黎*銀、黎*鏡、黎*鋌，其中“龍”為輩字，另外一字均用“金”旁。其二，在中國古代一般通過族譜記載的出生順序記錄同輩人的排行。如清光緒17年浙江諸暨《暨陽大成徐氏宗譜》卷三《徐魯-川鴻二百八十四公傳》記錄到：徐-君諱宗岱，號魯-川，以步青名入國學生，行鴻二百八十四。“行鴻二百八十四”表明徐*岱在“鴻”字輩的出生順序是284號。無獨有偶，非洲的蘇丹多貢人也有與世代排名制類似的姓名制度，他們的名字也要反映不同人的性別、家系、出生順序、所屬的兄弟姐妹集團等身份關系。

可見，我們可以通過行輩字號等姓名制度輕易地判斷出不同人的尊卑、血族、父母雙親、婚姻、子嗣、兄弟姐妹等社會認知因素，從而確定他們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親屬關系，有著什么樣的親屬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利義務都是什么。因此，姓名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可以成為身份關系的制度抽象，一個具體的姓名就是一個具體的身份，一個具體的姓名就意味著身份關系上的具體權利義務。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姓名權是一種身份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