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資詐騙罪的立法沿革

　　集資詐騙罪是隨我國不同時期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的變化而發展變化的，歷史是不能割裂的，我們要分析集資詐騙罪的立法沿革，“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1]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適用法律。

　　我國1979年刑法典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在“宜粗不宜細”的原則指導下制訂的，當時我國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金融市場，金融體制方面的立法極為缺乏，有關金融方面的刑法規范亦不健全，金融領域中發生的詐騙案件寥若晨星，立法者未予以特別關注，即使存在個別的金融詐騙案件亦是以普通詐騙罪定罪處罰的。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發展，金融體系的建立，金融市場的逐步放開，各種金融詐騙案件隨之層出不窮，顯示出極大的欺騙性、貪婪性和危害性的特點。例如，1989年至1994年無錫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大非法集資案，以鄧斌為首的犯罪分子采取聯營合同等欺騙方法，非法斂財達32億元之巨。立法者意識到金融詐騙罪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國家的金融管理制度，若仍以普通詐騙罪處罰，則沒有凸顯打擊金融詐騙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頗有捉襟見肘之窘迫。考慮到金融詐騙犯罪客體的雙重性、手段的特殊性、影響的廣泛性和后果的嚴重性，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于1995年6月30日通過了《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立法者旨在懲治偽造貨幣和金融票據詐騙、信用證詐騙、非法集資詐騙等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維護金融秩序，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2]使集資詐騙罪等金融詐騙犯罪從普通詐騙罪中分離出來。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修訂的刑法典，吸收了《決定》的基本內容，并作了適當的修改。對于集資詐騙罪，刑法典以三個條款即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二百條規定了對自然人和單位犯罪的處罰。與《決定》相比，刑法典對集資詐騙罪作了如下修改：將本罪由行為犯改為結果（數額）犯，構成犯罪須以“數額較大”為要件；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由《決定》中死刑適用的法定限定條件“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修改為“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單位犯罪中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而不再適用死刑。

　　綜上所述，集資詐騙罪的立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由粗疏到細密的發展過程，反映了我國刑法典對集資詐騙罪等金融詐騙犯罪的刑事立法日臻成熟和完善。

　　二、集資詐騙罪的構成特征

　　犯罪構成是刑事法律規定的、決定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的有機整體。[3]這個有機整體，是一個具有多層結構的復雜社會系統，包括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四個基本子系統。犯罪構成作為一種法律概念，即法定的犯罪構成，它是定罪量刑的法律準繩。[4]按照犯罪構成理論，集資詐騙罪具有以下構成特征：

　　1．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既可以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實踐中，要正確厘清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二條明確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借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單位犯罪的主體必須是依法建立的合法存在的單位。

　　單位犯集資詐騙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意志的支配下，以單位的名義，為了單位的利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的方法非法集資，達到數額較大以上的行為。實踐中常見的是行為人僅以單位名義非法集資，所騙取的公私財物全部或大部分被行為人中飽私囊，即使用于單位也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為了掩人耳目，對此應按個人犯罪處理。

　　2．犯罪主觀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集資款的目的，間接故意和過失均不構成本罪。有學者認為集資詐騙等金融詐騙罪亦可由間接故意構成。[5]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行為人違反有關國家金融管理法規，明知自己實施詐騙的方法非法集資，將會導致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這種危害后果發生，其所持心理態度只能是直接故意。

　　行為人對自已實施騙術能否將他人財產騙取到手則并無把握，但對他人陷入錯誤認識，交付財產則持積極追求的態度。犯罪目的是指行為人希望通過實施犯罪行為實現某種危害結果的心理態度。間接故意犯罪行為的性質在危害結果發生前并不確定，危害結果的發生也不是行為人追求的結果，因此間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6]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對于一般故意犯罪而言，犯罪目的是選擇要件；但在某些特定犯罪中，犯罪目的是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之一。集資詐騙罪屬于目的型犯罪，具有專業化和智能化的特點，犯罪目的即是犯罪構成中不可或缺的主觀要件之一。

　　3．犯罪客體是復雜客體，既破壞了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其中，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為主要客體，公私財產所有權為次要客體。集資詐騙罪侵犯的是包括經濟秩序和財產權益的雙重客體。

　　“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7]金融的重要性要求國家通過金融規范有效控制金融市場，形成有序的良性狀態：金融市場運行的穩定性；金融結構的均衡性；融資行為的有規則狀態。[8]集資詐騙行為違反有關金融法規，擅自吸收公眾存款和一些單位的公款，使大量社會資金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以外循環，干擾了正常的金融業務，影響國家正常資金積聚和貨幣回籠，限制金融機構資金來源，削弱銀行吸收存款能力，嚴重擾亂金融秩序，具有極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由于集資詐騙罪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集資款為目的，實施詐騙一旦成功，即會給被害人造成巨大的財產損失。2002年4月20日由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庭審的蘭州徐繼蘭、徐繼峰集資詐騙案中，主犯徐繼蘭自1998年11月至2000年11月，擅自以甘肅永盛商貿有限公司和海通咨詢服務有限公司的名義非法進行“證券交易”，秘密設立模擬股票交易的上線機房，并以提供電腦、融資等優惠條件，誘騙150余名被害人的近千萬元人民幣在該公司進行所謂“股票交易”。徐繼蘭以收取手續費、融資利息及強行平倉等非法手段，非法占人民幣704萬余元，案發后雖追繳部分贓款贓物，但仍造成400余萬元的損失。

　　4．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使用詐騙的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以上的行為。集資可以按主體的不同區分為國家集資、單位集資和個人集資，因國家組織實施的集資一般不存在非法情況，故非法集資僅限于單位和個人。合法集資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個人、團體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通過向社會公眾發行有價證券，或者利用融資租賃、聯營、合資、企業集資等方式，在資金市場上籌集所需資金。例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為了設立或者生產、經營的需要發行股票或者債券。從當前資金市場的情況分析，從事集資活動的主要是企業。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企業集資行為須符合四個條件：（1）集資主體是符合公司法規定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其他依法成立的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2）集資目的是為了用于公司、企業的設立或者用于生產和經營，而不得用于彌補虧損和其他非經營性支出；（3）集資途徑主要通過發行股票、債券或者融資租賃、聯營、合資等方式，其中發行股票或者債券是主要的集資方式；（4）集資行為符合法律規定，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募集資金的法律法規，嚴格依據法定的條件、方式、程序、期限、對象等進行。合法集資對國家建設、企業經營、投資者利益都有積極的作用。

　　參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1996年《解釋》），“非法集資”是指法人、其他組織或者個人，未經有權機關批準，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的行為。只有非法集資活動才能構成集資詐騙罪。非法集資罪中行為人須采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參照1996年《解釋》，“詐騙方法”是指行為人采取虛構集資用途，以虛假的證明文件和高回報率為誘餌，騙取集資款的手段。

　　實踐中，行為人經常采取的方法有：虛構經營業績，偽裝企業經營有方，效益良好；先期斥巨資（一般也是詐騙所得）收買新聞媒介，為企業提高社會知名度吹捧，制造名企業效應，罩上炫目光環；向社會公益事業投入贊助，大肆宣揚，塑造“形象”；租借高檔辦公設施，精心裝潢，大張旗鼓搞各類慶典，展示公司“實力雄厚”；不惜用“糖衣炮彈”賄賂地方官員，謊稱得到有關政府領導和部門同意，借以狐假虎威，顯示有來頭、有靠山；編造實際上并不存在的企業或者企業計劃，偽造有關批件，騙取社會公眾信任；打著興辦“高精尖”高科技企業或者集體企業的幌子，以優厚的紅利為誘餌；等等，不一而足。總之，方法多樣化，充分利用投資者趨利心切的暴富心理和部分公眾缺乏投資知識、盲目投資的心理，誘之以高額回報率，消除投資者的疑慮，使之失去應有的風險意識，甘愿投以重金。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刑法典規定集資詐騙罪須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即犯罪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將非法聚集的資金據為己有的目的。所謂據為己有，既包括將非法募集的資金置于非法集資的個人控制之下，也包括將非法募集的資金置于本單位的控制之下。[9]從立法技術角度分析，刑法規定某些犯罪的成立必須具備特定目的，“是用以特別指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從而在某些場合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10]在經濟領域中，當事人之間為實現各自利益的過程中，對有關融資借貸等權利義務發生的爭議在表現形式上與集資詐騙罪有一定的相似性，區分的關鍵在于認定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之目的。若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則可以認定其構成集資詐騙罪；否則，因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即使發生財產無法返還，亦不能認定集資詐騙罪，宜按民事法律解決該經濟糾紛。

　　在某些場合，又是區分此罪與彼罪的界限標志。例如，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區別關鍵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行為人的一種主觀心理活動，外人看不見，摸不著，無法深入其內心予以了解。而行為人歸案后供認不諱者寡，絕大多數百般抵賴，企圖逃避法律制裁。但行為人的主觀心理可以通過外化的客觀行為表現出來，可以分析行為人的客觀行為特征，對非法占有目的進行司法推定。推定是英美法系所運用的一種證據制度，可分為三種：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和事實的推定。若根據對某一其他事實的證明而可以認定推定事實的存在，該推定就是事實的推定。因為事實的推定往往是能夠證明被告人心理狀態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11]

　　參照1996年《解釋》的規定，實踐中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集資詐騙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攜帶集資款逃跑的；（2）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3）使用集資款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4）具有其他欺詐行為，拒不返還集資款，或者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并于2001年1月21日下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研究討論了刑法修訂以來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具體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意見。其中，對包括集資詐騙罪在內的金融詐騙罪中認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了明確的規定：（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司法實踐中，對于其他欺詐行為可以認為是指未將集資款按約定用途使用，而是將集資款用于個人還債，或者將集資款暗中挪歸他人，以他人名義秘密投資，并對外宣稱經營失敗、破產等假象，無法返還集資款。

　　馬克思說：“手段既是不正當的，目的也就是不正當的。”犯罪手段與犯罪目的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二者互相制約，手段從屬于目的，是達到目的的工具；目的又依賴于手段，通過手段予以實現。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手段進行非法集資，結合以上所述的具體行為表現，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當然，由于是從行為人的外在行為表現來判斷主觀心理，是一種事實推定，只達到一定的蓋然性，因此，必須相應地考慮行為人的反證，充分聽取其辯解。以行為人行為時的全部事實及以后的相關性事實為依據，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進行綜合判斷，認為行為人行為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則可以初步認定該目的存在。若行為人放棄對此進行辯解和反證，即應認定其具有該目的；若行為人提出相關辯解和反證，但從一般人的角度分析，不合乎情理，違反常規的，則亦應認定其具有該目的；若行為人所提的辯解和反證在一般人看來是合情合理的，則其反證成立，不能認定其具有該目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做是采取了一定的舉證責任倒置的方法，雖不利于行為人，但卻是適當的。

　　總之，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綜合所有的因素，不能只注重某一方面，而不顧及其他，避免以偏概全，做到不枉不縱。

　　四、數額的認定

　　刑法典明確規定，構成集資詐騙罪須達到“數額較大”。詐騙數額，是指按一定標準計算的財產的數目，也就是貨幣或具有一定經濟價值的物品的數目。[12]詐騙數額不僅是定罪的重要標準，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據。行為人實施集資詐騙的行為，并且得到投資者的集資款，數額較大，則構成犯罪既遂。行為人未得到集資款，或者數額未達到較大，凡是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的，系犯罪未遂；凡是由行為人自動中止或者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系犯罪中止。實踐中涉及到幾種數額，即行騙數額、受騙損失數額和實騙數額。筆者試略作分析如下：

　　1、行騙數額，是指詐騙犯罪中行為人主觀上預計詐騙的財物數額，即詐騙犯罪所指向的公私財物數額。行騙數額反映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按此數額進行定罪量刑，一般不會重罪輕判而放縱犯罪分子，但完全可能出現輕罪重判，以致于責之過苛，導致罪刑不相適應。畢竟，行騙數額僅是行為人主觀上期望要侵害的數額，實際中因各種原因一般不會完全得逞，實際侵害的數額往往小于行騙數額。并且，很多行為人在詐騙過程中并沒有明確的詐騙數額，主觀上是越多越好。故此行騙數額僅應作為一個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倘以此為定罪標準，會出現數額不明無法認定的尷尬局面。

　　2、受騙損失數額，是指被害人因詐騙分子的詐騙行為所造成的實際損失數額，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間接損失是可能增長的潛在價值，尚需要通過其他活動才能進一步實現，不易計算，因而不宜認定，但可以作為量刑時的情節予以考慮。被害人的直接損失是比較容易確定計算的，應予以全部認定。

　　3、實騙數額，是指詐騙犯罪中行為人通過實施詐騙行為而實際騙取的財物數額。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之前，司法實踐中參照1996年《解釋》，在具體認定金融詐騙犯罪數額時，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對于行為人為實施金融詐騙活動而支付的中介費、手續費、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賄、贈與等費用，均應計入金融詐騙的犯罪數額。但應當將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扣除。

　　一般情況下，實騙數額與被害人被騙后實際交出的財物數額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形中，被害人交出的財物在到達詐騙行為人手中之前，在途中因管理不善等原因而損耗，或者因其他非歸責于被害人的原因而導致詐騙行為人實際騙到手中的財物數額小于被害人的實際損失數額。在這種情形下，若仍以實騙數額作為定罪的標準數額，則對這部分損耗數額無人承擔責任，被害人通過其他途徑挽回經濟損失又不可能，所以，這樣處理有輕縱犯罪分子，使其得不到應有的懲罰，亦不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犯罪數額作為犯罪客觀方面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必須能夠說明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應該看行為人的行為給社會和他人造成的損害，而不是行為人通過犯罪行為所獲取的利益”，“考察重點應是被害人而非犯罪人”。[13]通過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以被害人的受騙直接損失數額為定罪的標準數額更為科學合理，既對實施詐騙的行為人不枉不縱，亦充分保護了被害人的合法利益。“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的統一，就是我國刑法的目的。”[14]這樣，才能達到刑法的目的，司法實踐中亦較容易把握和確認。

　　“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以及“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標準，立法并無明確規定。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中，集資詐騙罪的追訴標準是個人集資詐騙數額在十萬元以上，單位集資詐騙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參照1996年《解釋》的有關規定，個人進行集資詐騙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單位進行集資詐騙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數額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結合司法實踐，筆者認為，“其他嚴重情節”可以指下列情形：集資詐騙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引起社會動蕩；造成被騙個人或者單位巨大的經濟損失；致使被騙企業嚴重虧損；詐騙數額較大并用于違法犯罪活動；致使投資者死亡、精神失常；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等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可以指下列情形：集資詐騙造成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引起社會巨大動蕩；造成被騙個人或者單位特別巨大的經濟損失；致使被騙企業破產；詐騙數額巨大并用于違法犯罪活動；致使多名投資者死亡、精神失常；詐騙用于救災、防汛、優撫、扶貧、救濟款物、軍用物資等，造成嚴重后果；或者造成其他特別嚴重后果；等等。集資詐騙罪可以適用死刑，但應堅持謙抑原則，從嚴掌握死刑，不能濫用，必須達到“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法定條件。對于“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如何認定，尚無明確司法解釋，實踐中應認定為不僅僅局限于經濟損失即有形損失，還應當包括無法量化的損失，如破壞國家的金融形象，嚴重擾亂了金融管理秩序，阻礙了國家金融政策的執行等等。[15]

　　在集資詐騙罪中，還有一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連環詐騙現象，對此類詐騙的數額認定應充分考慮詐騙分子既有“騙”的一面，又有“還”的一面，其通過拆東補西的循環詐騙手段，使自己總是非法占有一筆數額較大以上的財物。實踐中計算詐騙數額時，應當將案發前已經歸還的數額扣除，按實際未歸還的數額認定。這樣，既充分考慮詐騙分子既騙又還的情況，又考慮被害人的實際損失情況，比較公平合理。連環詐騙的次數及總數額，反映了詐騙分子詐騙活動的規模及社會危害程度，在量刑時應作為重要的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五、集資詐騙罪與其他罪名的區別

1、與詐騙罪的區別

　　根據刑法典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以上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是犯罪分子通過欺騙行為使被害人上當，從而讓被害人“自愿”將財物交給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在精心設置的騙局掩蓋下無償攫取被害人的財物。集資詐騙罪與詐騙罪主觀上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均采取欺詐手段，騙取他人財物據為己有。詐騙罪中行為人所采用的手段多種多樣，主要方式是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而集資詐騙罪采取高息利誘等向社會公眾非法集資的手段，行為方式單一。詐騙罪與集資詐騙罪的侵犯客體不同，前者為公私財產所有權，是單一客體；后者不僅包括公私財產所有權這一次要客體，還包括國家金融管理秩序這一主要客體，是復雜客體。對于侵犯的對象，集資詐騙罪針對不特定的社會公眾，較多的是詐騙集資款，一般不詐騙實物；詐騙罪詐騙對象一般是特定人員的錢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詐騙罪是普通的詐騙犯罪，集資詐騙罪是特殊的詐騙犯罪。集資詐騙罪是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的，集資詐騙是詐騙中的一種，具有詐騙犯罪的所有特征，但集資詐騙是以非法集資為手段，又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二者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在法律適用上，應遵循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只適用特別法。

　　2、與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的區別

　　根據刑法典第一百六十條的規定，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是指在招股說明書、認股書、公司、企業債券募集辦法中隱瞞重要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欺詐騙發行股票、債券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司管理制度和投資者的合法利益，亦為復雜客體。二罪的區別關鍵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認定。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與集資詐騙罪在客觀方面表現不同。前者表現為欺詐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的行為，即在招股說明書、認股書、公司、企業債券募集辦法中隱瞞重要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的行為，達到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其他嚴重情節，才構成犯罪。后者表現為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達到數額較大構成犯罪。

　　3、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區別

　　根據刑法典第一百七十六條的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客體是單一客體，即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客觀上都表現為非法集資的行為，二者區別的關鍵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集資詐騙罪行須具備非法占有集資款的犯罪目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則是企圖通過募集資金進行營利活動，主觀方面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另外，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行為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前者須要求行為人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達到數額較大以上；后者則不以行為人使用詐騙方法為構成犯罪的要件之一。

　　4、與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的區別

　　根據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條的規定，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是指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擅自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單一客體，即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由于集資詐騙罪也可以通過非法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的形式募集資金，所以區別二罪的關鍵亦為是否具備非法占有目的。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行為人主觀上募集資金是為了用于生產、經營或者其他營利活動，不具備非法占有的目的。

　　另外，二者在客觀方面的行為方式上有所不同。集資詐騙罪行為人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集資款。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不以詐騙方法的行為方式為必要，而是行為人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的情況下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

　　5、與招搖撞騙罪的區別

　　根據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條的規定，招搖撞騙罪是指以謀取非法利益為目的，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的行為。招搖撞騙罪的主體限于自然人一般主體；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動，同時損害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的合法權益；其犯罪目的是騙取某種非法利益，如謀取某種榮譽稱號、政治待遇、職位、學位、經濟待遇、城市戶口、愛情等等，不僅僅限于錢財。

　　司法實踐中，若行為人冒充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進行集資詐騙犯罪活動，這種情形屬于刑法理論上的法條競合。所謂法條競合，是指某一行為雖然表面上看與數個刑法條文相符（觸犯數個法條），但是實際上，由于這些法條規定的內容存在著某種重合或包容關系，因此只能從中選擇一個最相適應的法條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排除其他條文的適用。[16]

　　6、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別

　　根據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以上的行為。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亦為復雜客體，即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對方當事人的公私財物所有權。二罪的區別關鍵在于行為方式的不同。合同詐騙罪是行為人通過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實施詐騙；而集資詐騙罪則是通過以詐騙的方法非法集資的形式騙取錢財。

　　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在集資詐騙過程中與被害人亦可能簽訂經濟合同，這種情形屬于法條競合關系。此時應分析詐騙行為人的客觀行為，雖然在實施詐騙過程中均有簽訂經濟合同的外在形式，但集資詐騙罪一般是面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合同詐騙罪針對的則是特定的被害人，應根據具體案件分析各自犯罪構成，從中選擇最相適應的法條予以定罪。若可以任擇其一時，應選擇處刑較重的法條予以適用。

六、結束語

　　適應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的要求，我國成功加入WTO，金融體制亦相應發生重大變革，金融業務大大擴展且日趨多元化、國際化，各種現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應用，金融已廣泛深刻地介入到我國經濟，并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是市場資源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和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穩健運行，對于經濟發展、國家安全以及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保持金融的穩定和安全，立法者須進一步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依法強化金融監管，規范金融秩序。司法工作者應加強學習培訓，認真學習銀行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擔保法、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法律，學習有關金融政策法規以及一些基本業務知識，不斷提高審判水平，處理好金融犯罪案件，嚴格依法從快懲處破壞集資詐騙等金融詐騙的犯罪單位和犯罪個人，通過進一步加強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促進金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注：

[1] 《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7。

[2] 顧昂然：《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草案）的說明》，1995年5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

[3] 蘇惠漁主編：《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頁。

[4] 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修訂版，第229頁。

[5] 參見白建軍：《金融欺詐及其預防》，中國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6頁。孫軍工：《金融詐騙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

[6] 祝銘山主編：《中國刑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頁。

[7]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頁。

[8] 參見王新：《金融刑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頁。

[9] 劉家琛主編：《新刑法條文釋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11頁。

[10] 參見曾憲信等：《犯罪構成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頁。

[11] 參見（英）魯伯特克羅斯、菲利普A瓊斯：《英國刑法導論》，趙秉志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6頁。

[12] 王晨：《詐騙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

[13] 趙秉志主編：《金融詐騙罪新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13頁。

[14] 見前引[4]，何秉松書，第17頁。

[15] 參見孫軍工主編：《金融詐騙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

[16] 見前引[4]，何秉松書，第4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