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公布（2002）第55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0）經終字第3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中國康富國際租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區二里溝西苑飯店三號樓。

　　法定代表人：張文淵，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陳烽，天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劉麗，天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住所地：遼寧省沈陽市和平區和平北大街156號。

　　負責人：郭心敏，該支行行長。

　　委托代理人：于德斌，北京市金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沈陽國泰物業發展總公司。住所地：遼寧省沈陽市昆明湖街。

　　法定代表人：王少華，該公司董事長。

　　上訴人中國康富國際租賃有限公司因與被上訴人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原審被告沈陽國泰物業發展總公司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不服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1999）遼經初字第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王王允擔任審判長，代理審判員陳紀忠、陳百靈參加評議的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書記員高曉力擔任記錄。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經審理查明：1988年10月11日、11月22日和1989年3月16日，中國康富國際租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富公司）與關東集團石材總公司（以下簡稱關東公司）分別簽訂了三份編號為88KFL/C016、R88KFL/COO3、89KFL/C041的《租賃合同》，約定康富公司應關東公司的要求，從國外購進花崗巖生產線設備租給關東公司使用，并約定了租賃期限、租金起算日期、給付辦法、幣種、租賃設備的選定購買，及產生費用的負擔、違約責任、擔保條款等等。三份合同的附表，對合同履行的具體細節又作了進一步的約定。1988年11月19日、12月11日、1989年2月10日，中國投資銀行沈陽市分行（以下簡稱投行沈陽市分行）向康富公司出具了三份保函，擔保額分別約為4，699，507西德馬史、200萬人民幣、48萬美元，并承諾：“擔保金額將根據實際成本相應變動。在本擔保函有效期內，如果承租人沒有按租賃合同規定支付部分或全部租金，擔保人在接到康富公司書面通知后，十日內保證向康富公司支付應由承租人支付的包括遲延利息在內的款項。如不能履行上述擔保責任時，接受康富公司委托我單位開戶行從我單位帳戶中扣收全部未償還租金，包括利息。保函有效期自開出之日起，到租賃合同執行完畢為止。在康富公司書面同意承租方延期還款時繼續有效。”

　　1992年6月27日，康富公司與關東公司達成將88KFL/C016《租賃合同》的租金幣種由西德馬克變更為美元的協議，并通知了投行沈陽市分行。

　　《租賃合同》簽訂后，康富公司依約履行了義務，但關東公司僅支付了340，000美元的租金，其余租金未付。投行沈陽市分行亦未履行擔保義務。1996年 12月3日，中國投資銀行沈陽分行和平辦事處（以下簡稱和平辦）致函康富公司稱：“我辦事處（原沈陽市投資銀行）分別于1989年11月19日和1989 年2月10日，就關東公司（現已更名為國泰公司）在貴公司的租賃項目提供了三筆保證擔保。現以上三筆租賃合同均已全部到期，特建議貴公司對承租人國泰公司依法提起訴訟，以期收回合同項下的租金及利息。”同年12月5日，康富公司簽收了上述函件。1997年2月20日，康富公司和中國投資銀行沈陽分行（以下簡稱投行沈陽分行）簽署了一份《會議紀要》，稱康富公司考慮到其與投資銀行的關系而未按照和平辦公函要求起訴國泰公司。同年7月8日，和平辦再次致函康富公司，稱：“貴公司在收到我辦事處的書面要求后，時至今日仍未對承租人提起訴訟，在一定程度上延誤了依法收回租金的時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11條的規定，即‘保證合同中沒有約定保證責任期限或約定不明確的，保證人如果在主合同履行期屆滿后，書面要求債權人向被保證人為訴訟上的請求，而債權人在收到保證人的書面請求后一個月內未行使訴訟請求權的，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據此，我辦事處不再承擔對國泰公司租賃合同的擔保責任。”1998年1月5日，康富公司致函投行沈陽分行稱：“貴行1997年7月8日來函，舉出本公司未采納貴行1996年12月3日來函中的‘向承租人提起訴訟’的建議這一事實，并援引《規定》第11條的規定，認為貴行‘顯然已不再承擔國泰公司租賃合同的擔保責任’。本公司認為，貴行的上述主張不能成立，因為它不符合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的規定。”

　　1998年2月8日，國泰公司向康富公司出具一份《說明》，聲明尚欠康富公司租金及逾期利息計6，088，955.03美元和2，343，806.51元人民幣。1999年1月20日，康富公司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國泰公司支付租金及利息計6，088，955.03美元、2，343， 806.51元人民幣，投行沈陽分行承擔擔保責任。

　　另查明：1992年，關東公司更名為國泰公司。同年8月10日，國泰公司致函康富公司，表示關東公司的債權債務由更名后的國泰公司承擔。

　　1995年9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以銀復[1995]324號批復同意將中國投資銀行遼寧省分行和投行沈陽市分行合并為投行沈陽分行。同年12月26 日，投行沈陽分行向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市分行請示將原投行沈陽市分行調整為和平辦。1996年1月29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市分行批準，投行沈陽分行成立和平辦。1998年12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遼寧省分行以遼銀復字（1998）264號批準設立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1999年3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以銀復[1999]57號批復同意國家開發銀行將原中國投資銀行同城營業網點整體轉讓給中國光大銀行。原投行沈陽分行的債權債務即由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承接。

　　本案一審期間，康富公司對國泰公司1998年2月8日出具的《說明》的內容予以確認，并表示對其他利息和罰息不再主張。

　　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康富公司與關東公司簽訂的三份《租賃合同》，內容真實，且不違反我國法律，應確認合法有效。關東公司獲得并使用了康富公司提供的租賃物件后，應履行支付租金的義務。國泰公司作為關東公司的債務承接者，拒不償還租金和逾期利息是違約行為。由于康富公司作出放棄包括利息和罰息在內的其他債權的表示，國泰公司應按照康富公司的訴訟請求承擔民事責任。投行沈陽市分行出具的三份保函，雖然內容真實，合法有效，但康富公司在收到和平辦要求其向國泰公司為訴訟上的請求函后的1個月內，未行使訴訟請求權，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所以，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提出的保證責任應予免除的主張，有事實和法律上的依據，應予支持。綜上，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二十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一、國泰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付清拖欠康富公司請求的全部租金本金及利息，其中美元6，088，955.03元（或等值人民幣，匯率按判決生效當日的外匯牌價計算），人民幣和2，343，806.51元；二、駁回康富公司對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273，738.70元人民幣，由國泰公司承擔。

　　康富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上訴稱：一、本案保函中對保證期限是有明確約定的。三份擔保函中都明確寫明“本擔保函有效期限自本保函開出之日起，到租賃合同執行完畢為止。在貴公司書面同意承租方延期還款時繼續有效”，這種表述不應被視為沒有約定保證期限或約定不明確。1、從合同各方真實意思表示來看，這種約定并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充分表明了合同各方“保證責任期限與主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期限一致，主合同項下債務全部履行完畢，保證人的保證責任方為終止”的真實意思。不應僅僅因為在語言表述上沒有寫明期限的截止日期，就認為對保證期限根本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這種理解違背了合同各方簽訂保證合同的真實意思，不符合事實，對債權人是不公平的。2、對這樣的約定，應參照訴訟時效的規定將保證期間確定為兩年比較合適。3、在審判實踐中，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的多個判例中，都沒有將保函中的這種表述作為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清來處理。因此，本案擔保函中對保證期限不是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本案保證責任問題不具備適用《規定》第11條的前提條件。二、原審判決判令被上訴人免除保證責任，除了設定保函中對保證期限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清外，還以辦事處的函為依據，認定保證人已行使了書面要求上訴人起訴債務人的請求權，而上訴人在收到保證人的書面請求后一個月內沒有起訴，故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該認定沒有事實依據。1、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作為保證人的投行沈陽分行從來沒有書面要求上訴人起訴債務人；投行沈陽分行也從來沒有通知上訴人其已授權和平辦提出請求，和平辦是無權發函要求上訴人起訴債務人的，也就是說，和平辦的函對上訴人不發生任何法律后果。2、原審判決通過上訴人在致投行沈陽分行的函以及在與投行沈陽分行的會談中，提及收到了和平辦的函，就據此推斷上訴人認可了該函件即為保證人投行沈陽分行的書面請求，更是不能成立。判決書中緩引的證據都表明，上訴人只是認可收到了該函件，但從未認可在實質內容上和平辦的函就是投行沈陽分行的請求。請求改判被上訴人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未作書面答辯。

　　本院認為：康富公司與國泰公司（原關東公司）簽訂的三份《租賃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的表示，亦不違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應認定有效。國泰公司未能按照《租賃合同》的約定向康富公司足額支付租金，應承擔違約責任。經康富公司與國泰公司確認，本案《租賃合同》項下的債務為6，088，955.03 美元和2，343，806.51元人民幣，康富公司在本案訴訟過程中放棄了請求其他利息和罰息的權利。因此，國泰公司應向康富公司支付上述款項。

　　本案所涉擔保行為發生在1988年及1989年，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尚未施行，因此，本案擔保問題應適用本院1994年4月15日發布的《規定》進行審查。投行沈陽市分行出具的三份保函是其真實意思的表示，其內容亦不違反當時我國法律法規的規定，應認定有效。本案三份保函均約定：“本擔保函有效期自本擔保函開出之日起，到租賃合同執行完畢為止。”在上述約定中，當事人對于保證期間雖然作出了約定，但沒有明確約定具體的時間。訴訟時效經過中止、中斷、延長，可能最終持續很長時間，但這是不斷地發生法律所規定的事由累積而成，如果承認上述約定的保證期間明確，則必然造成承認當事人可以以約定的方式排除法律所規定的訴訟時效作用的結果，從而使保證人處于一種隨時可能承擔責任的不利境地。因此，本案三份保函的保證期間應認定約定不明確。康富公司認為 “僅僅因為在語言表述上沒有寫明期限的截止日期，不應認為約定不明確，應參照訴訟時效的規定將保證期間確定為兩年”，該理由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首先，對于保證期間的截止日期沒有作明確約定，即應認定該約定不明確；其次，在保證期間視為約定不明的情況下，將保證期間確定為兩年是對保證期間的推定，而不能直接認為當事人約定的保證期間為兩年。因此，康富公司關于本案保函對保證期間有明確約定、不具備適用《規定》第11條的前提條件的上訴主張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規定》第11條規定：“保證合同中沒有約定保證責任期限或者約定不明確的，保證人應當在被保證人承擔責任的期限內承擔保證責任。保證人如果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屆滿后，書面要求債權人向被保證人為訴訟上的請求，而債權人在收到保證人的書面請求后一個月內未行使訴訟請求權的，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和平辦曾于1996年12月3日致函康富公司要求康富公司為訴訟上的請求，但康富公司并沒有在收到函件后一個月內向國泰公司行使訴訟請求權。康富公司上訴認為，投行沈陽分行既沒有書面要求其起訴債務人，也沒有通知其和平辦是經授權提出請求的，因此，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并沒有免除保證責任的條件。該上訴理由亦缺乏相應的事實依據。首先，本案保證人由于商業銀行機構調整，名稱發生了變化，現應為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在投資銀行機構調整過程中，投行沈陽分行在原保證人投行沈陽市分行的基礎上成立了和平辦，和平辦即以自己的名義致函康富公司；其次，康富公司當時并未對和平辦出具函件是否代表投行沈陽分行的意愿提出異議，相反，卻以會議紀要以及向投行沈陽分行回函的形式認可了和平辦的行為；再次，投行沈陽分行對于其分支機構的行為亦未提出異議。因此，和平辦致函康富公司要求其為訴訟的請求的行為是有效的，依照《規定》第11條的規定，保證人中國光大銀行沈陽支行對于國泰公司的債務不再承擔保證責任。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判決結果正確，應予維持。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273，738.70元人民幣由康富公司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王 王允

　　代理審判員 陳紀忠

　　代理審判員 陳百靈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書 記 員 高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