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將欺詐、脅迫、利用他人危險、重大誤解和明顯不公平作為可撤銷的理由,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并根據《合同法》第54條體現意思自治原則,當事人有權選擇和決定是否行使撤銷權。法律規定這一點的原因是,可撤銷合同往往涉及一方當事人意圖的不真實表達。如果當事人自愿接受該行為的后果,放棄行使合同解除權或長期不行使合同解除權,人民法院應當對此“起訴或不予理會”,承認合同的有效性。因此,合同的解除必須由主張解除權的解除權人來實現。否則,根據《民法通則》第59條的否定解釋,可撤銷行為在解除前有效(一)解除權的行使主體民法認為,合同解除權的主體是法律重點保護的當事人(如欺詐人、被脅迫人、誤解方等),另一方不享有該權利。我國合同法中的撤銷權主體采用了不同于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方法,并采用了區分制度。根據《合同法》第54條的規定,因下列原因導致合同可撤銷的,撤銷權的主體為雙方當事人:A.因重大誤解訂立的;b、 在得出結論時,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因下列原因可以撤銷合同的,其撤銷權的主體是受害方:一方以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違背真實意思成立合同,《民法通則》和《合同法》賦予合同當事人因重大誤解和明顯不公平而解除合同的權利,這與設立解除權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因為設立撤銷權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保護受害方的權利。同時,根據撤銷權是成立權的特點,撤銷權的設定也應尊重受害方的意愿。受害方可以從維護其合法權益的角度申請撤銷;您也可以放棄您的權利或利益而不申請取消。如果撤銷權也被賦予另一方,有時顯然會違背受害方的意愿,這相當于將其意愿強加給受害方。此外,有時主張取消可能對受害方更為不利。因此,在完善我國相關民事立法時,對于因重大誤解和明顯不公平導致的合同解除權,還應規定受害方或意思表示瑕疵方具有解除權。具體來說,因重大誤解而訂立的合同,誤解方有權解除;對于訂立時明顯不公平的合同,受害方或無利害關系方有權解除合同。(2)解除權的行使方式一種觀點是,根據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規定,合同解除權的行使,必須由具有解除權主體資格的人以自己的名義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提出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依法立案、審理、判決解除合同;另一種觀點認為,撤銷合同的權利的行使不一定必須通過訴訟或仲裁。如果有權解除合同的人自愿向另一方表達其解除合同的意圖,而另一方不反對,則可以直接發生解除合同的后果。當事人對撤銷有爭議的,必須提起訴訟或者仲裁,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作出裁決。由于合同撤銷權在性質上也是一種形成權,根據形成權的特點,撤銷權的行使是撤銷權人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的單方面行為,《民法通則》和《合同法》規定的“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撤銷的權利”不能等同于“應當或者必須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撤銷”。前者是授權規范,后者是強制性規范。“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撤銷的權利”并不排除撤銷權人可以直接向對方行使撤銷權,而能產生撤銷權效力的海峽兩岸學者對當事人如何行使撤銷權或變更可撤銷合同也存在較大爭議。根據中國大陸和臺灣學者的觀點,法院可以因利害關系人申請巨額利潤合同而撤銷合同或減少付款;利害關系人向法院申請減少支付的,法院不得撤銷。相反,如果利害關系方申請撤銷,法院可以自行決定撤銷或減少付款。中國大陸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合同法應廢除所謂的可變更制度,宜采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現行做法,即對于可撤銷合同,有權撤銷的一方只能主張撤銷,而不能變更。同時,我們可以借鑒瑞士、意大利民法和英美法系的糾錯制度。我國《合同法》在立法上采納了臺灣學者的觀點,即如果當事人申請變更,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不能撤銷該變更(三)撤銷權的行使期限,以平衡和保護合同雙方的利益,在維護市場交易安全和社會經濟秩序穩定的同時,合同法賦予當事人撤銷權,但撤銷權的行使并不是一項無期限的權利,它具有法律規定的行使期限。撤銷權人未在此期間行使撤銷權的,其撤銷權消滅,當事人不得再以撤銷理由為由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解除合同。應當指出的是,根據《合同法解釋(一)》第8條,行使撤銷權的期間為排他性期間和固定期間,不存在中止、中斷或延期的任何后果。然而,《合同法》和《民法通則》在撤銷權行使的出發點上存在一些差異。《合同法》第55條規定,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期限為一年,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解除原因之日起計算。根據《民法意見》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當事人在成立一年以上要求變更或者撤銷的可變更、可撤銷的民事行為,人民法院不予保護,它并不是將撤銷權行使期間的性質改為訴訟時效,而是以合同法為基礎,對合同解除的原因作了寬泛的規定,并確定“欺詐、脅迫和利用他人危險”是合同解除的原因。這與《民法通則》規定的兩種可撤銷行為(重大誤解和明顯不公平)不同。就欺詐而言,在實踐中,由于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往往非常隱蔽,被欺詐方在行為成立時無法發現另一方的欺詐行為。如果民事行為(簽訂合同)仍然作為除外責任期的起點,這無疑對被騙方不公平,而且這樣的規定也違反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則,《合同法》規定,撤銷權的起點從知道或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計算是合理的。《民法意見書》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而《合同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其法律效力明顯高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因此,在實踐中應優先適用合同法的規定。此外,根據第2 o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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