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現行刑法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規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導致對該罪的認定存在差異。主要區別在于：第一，侵犯商業秘密罪是否應包括過失犯罪。第二，侵犯商業秘密罪是否應界定為目的犯。針對這兩個問題，結合法學理論和實踐，本文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提出了幾點建議：（1）各國立法中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刑法理論和主觀方面的理論在理論界存在爭議。侵犯商業秘密罪能否構成過失犯罪是爭論的焦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1]第二種觀點認為，在刑法所列的四種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中，除第一種行為只能由故意構成外，第三種觀點認為，本罪的主觀方面原則上是故意的，但取得的結果應當認定為過失犯罪，（二）我國刑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包括過失犯罪：不同國家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方面有兩種不同的規定世界上的國家和地區。一是規定本罪只能故意構成，如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如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7條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要件為：（1）是雇員，商業企業的職工、學徒，為競爭、謀取私利、為第三人利益，或者故意傷害企業主（二）為競爭、謀取私利、為第三人利益，或者故意傷害企業主，有下列行為之一的，還將受到處罰：“另一種是，第二方非法獲取、使用、泄露的行為只能由故意構成，第三方非法獲取、使用、泄露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可以由故意或者過失（或者重大過失）構成，包括中國、日本、加拿大等國根據刑法第219條第二款規定，“明知或者應當知道前款所列行為，取得，利用或者泄露他人的商業秘密，侵犯商業秘密”對“應當知道”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第一種觀點是在把“應當知道”理解為故意的前提下提出的。根據相關司法解釋，這種理解是合理的。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窩藏、銷售贓物罪的認定，不應當僅以被告人供述為依據，但應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進行分析，只要證明被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贓物是犯罪所得，并窩藏或者代銷，就可以認定為“在本司法解釋中，知道被解釋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又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其中規定，《刑法》第345條規定的“非法采伐明知是濫伐的樹木”中的“知道”，是指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真相。”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司法解釋中的“應當知道”并不等于刑法第219條第2款中的“應當知道”。根據上述司法解釋，知情權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即“應當知道”屬于“知情權”的范圍。但刑法第219條第2款將“明知”與“應當知道”并列。顯然，這里的“應當知道”不包括在“明知”之中，這并不等同于司法解釋中的“應當知道”。否則，將“明知”與“應知”并列將失去其意義，是不合邏輯的，不符合立法初衷。在私底下，“應知”是指刑法中的“過失”。根據刑法規定，過失是指行為人應當預見其行為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心理態度。“應知”的司法解釋是以相關事實為依據，可以推斷出行為人事實上已經預見了具體的犯罪事實，符合故意心理狀態。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應當知道”應當理解為過失而不是故意。因此，我國刑法中侵犯商業秘密罪包括過失，但僅限于第三人因過失而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