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著作權保護的有關規定是什么

我國著作權法于1991年6月1日正式實施，從起草到頒布歷時十年，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立足國情、高起點的特點。十年來，該法的實施，對保護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激發知識界的創新精神，促進經濟、科技的發展，促進文化藝術的繁榮，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新問題、新情況不斷出現，著作權法的修改是大勢所趨。2001年10月27日通過并頒布的《著作權法修正案》正是基于這一形勢的需要

著作權法的頒布和修改歷時十年，其間提出了兩次修改意見。1998年12月，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著作權法修正案。常委會進行了初審。1999年6月，該法案被撤回。2000年11月，向常委會提出新的修正案，要求再審。一部法律草案被撤回后又被提出的情況很少。這一曲折過程的積極成果是，國內外對該法進行了反復研究和修改，使之達到了令人滿意的水平，加入WTO后我國知識產權法律環境的極大優化本次著作權法修改的具體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調整了權利限制，提高了我國著作權人的保護水平，解決了著作權法中的“超國民待遇”問題；二是完善了著作權的內容，加強了高新技術條件下的著作權保護；三是規定了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四是加強著作權侵權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本文擬結合后兩個方面對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進行分析

第二，擴大行政處罰的范圍和種類，加強著作權行政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國知識產權法規定了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的“雙軌制”[2]。有人主張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應加強司法保護，弱化行政保護，防止行政力量對知識產權的過度干預[3]。但是，知識產權糾紛數量多、影響大、專業性強，很難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所有糾紛；而且，行政保護是積極的，對維護知識產權法律秩序、促進公平競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國際知識產權組織也承認和支持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因此，修訂后的《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都規定并加強了對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主要體現在著作權法修改中的以下兩個方面：1、擴大行政處罰范圍，修改后的著作權法增加了以下行政處罰（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即使不是以牟利為目的，也可以對著作權人的作品給予行政處罰，這種傳播方式不僅限于復制發行，還包括通過信息網絡進行表演、放映、播出等編輯傳播，（二）未經表演者許可，復制、傳播表演者表演的錄音錄像或者通過信息網絡向社會傳播的，（三）未經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未經表演者同意，通過信息網絡向社會傳播表演者表演的錄音錄像的，故意回避或者破壞權利人為保護其作品、錄音錄像等的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而采取的技術措施，或者故意刪除、變更其作品、錄音錄像等權利管理的電子信息，（四）制作、銷售他人署名的作品，不限于美術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著作權領域行政處罰的力度和廣度都有所加強。一方面是基于著作權客體范圍的發展變化，新的權利客體需要行政救濟；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當前猖獗的盜版活動經過多年的整治，仍未得到遏制，這已經越來越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國際聲譽，不利于中國與世界的知識產權交流。因此，要充分發揮行政機關積極、快速的執法作用

2.擴大行政處罰的范圍原著作權法規定的行政處罰類型主要是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修改后，增加了沒收、銷毀侵權復制品和沒收制作侵權復制品所用的材料、工具、設備，即除沒收侵權所得外，還沒收了侵權產品和侵權行為資料。一方面增強了處罰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侵權人后續侵權行為的可能性，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第三，完善了司法程序，采用過錯推定原則，規定了法律賠償制度，并規定臨時防護措施。為了及時制止侵權行為，保留可能的證據，為侵權判定打下基礎，WTO知識產權協議要求成員國司法機關采取及時有效的臨時措施，如臨時禁令、證據保全措施等；這也是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的通行做法，在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侵權構成要件應具有損害后果的要件。因此，立法中沒有對即將發生的侵權行為進行司法救濟，也沒有對此類行為采取臨時禁令措施。《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將來證據可能取得或者難以取得時，訴訟參與人可以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動采取保全措施。但這種措施只能在實體糾紛的訴訟中采取。基于此，在以往的著作權司法實踐中，由于未及時采取措施，導致侵權行為不能及時制止，侵權證據丟失，侵權人得不到懲罰，權利人得不到保護等情況時有發生，削弱了司法保護的力度。著作權法修改后，增加了訴前禁令、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的規定，突破了傳統侵權構成理論，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進步，避免了侵權行為的進一步發生和擴大；侵權證據應當及時保存和固定，以利于法院查明案件；切實維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根據這一規定，在著作權領域，權利人發現侵權行為的，應當提供證據證明侵權人侵犯了自己的權利。然而，著作權侵權有其自身的特點，侵權的數量越來越多，方式越來越專業，領域越來越廣，給被侵權人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如果著作權人想對幾年來未被消除的盜版行為提起訴訟，他必須證明盜版的存在。但事實上，著作權人發現盜版后，往往不提供盜版產品的來源，以各種借口掩蓋盜版產品的違法性。著作權人僅憑自己的力量很難給出有力的反證。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給侵權事實的認定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同時，權利人在維權時也容易畏難，甚至承擔了大量的訴訟費用。這種對權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權法修改后得到了扭轉。修改后的《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復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證明其依法被授權出版、制作復制品的，復制品的發行者或者電影作品、作品、計算機軟件、光盤的出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