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立法機關通過《勞動合同法》后，提交人的郵箱中繼續收到各培訓機構發出的開課通知。通知的負責人一般是大、中、小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講者既有官員和學者，也有專門研究勞動法的律師和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吸引學生的“亮點”只有一個：如何“規避”勞動合同法，降低企業的就業成本。我通常不屑地把這種“法律相關”的廣告扔進垃圾箱，但我收到的太多了。我不禁有些心底的想法：勞動合同法真的可以規避嗎？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先后發生了以下事件：華為1萬人辭職，沃爾瑪突然裁員，瀘州老窖勞務派遣。作者突然意識到，不管工會的強力干預和部門的果斷停止，壓倒性的培訓結果真的很有效！所有企業都在學習和銷售，“課堂理論”已迅速轉變為“法律規避實踐”！也許沒有一部法律能像《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那樣讓全社會感到焦慮。在新法實施前夕，外資、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公共機構正忙于“規范”就業形式。通常的做法不再是直接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而是由勞務派遣公司派遣；花錢買斷老員工的資歷，避免簽訂無期限勞動合同；或者干脆裁員。從“4050”到進城謀生的農民工，從國有和私營企業到外來務工人員，從商業大廈的白領到一些公共機構的員工，他們都在焦急地等待著自己在勞動合同下的未來命運。這并不是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初衷。新法律頒布后的波折有些出乎立法機構和執法機構的意料，他們曾認為，對于已經解決爭端的法律，仍然有巨大的規避空間；然而，從立法過程中激烈的利益博弈來看，似乎也應該有所期待。從以董寶華教授為代表的“勞動平衡學派”與以常凱教授為代表的“勞動優先學派”之間激烈的學術爭論，到《勞動合同法》中公開征求社會意見時工人血淚的控訴，對于歐洲商會和美國商會威脅撤資的強硬聲明，企業的強勁反彈可以在勞動合同法頒布前發現，“規避”只是手段之一。法律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平衡者，即使是負有保護勞動者責任的勞動法也不例外。社會利益的差異與沖突決定了法律調整與平衡的相對性。然而，《勞動合同法》出臺的背景有其特殊性。首先，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和廉價勞動力支撐下的高經濟增長率不僅不利于社會公正，而且缺乏可持續性；第二，中國社會價值取向的演變，“唯GDP”理論和“重商”勞動合同法的出臺不僅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勞動權益，也是為了糾正中國長期勞動不平等所帶來的巨大社會不公，比如血汗工廠和要求死亡賠償。在社會領域，自古以來，法律一直朝著給予工人更多權利和福利的方向發展，以保護工人的權益，從與羅馬法中的事物并列的“租賃給人民”到工人已成為憲法權利的主體；從春秋時期用“馬絲”交換八個奴隸到工人當家作主；從每天工作時間從16小時到8小時的演變，從工作年齡從8歲提高到16歲，“饑餓工資”到最低工資的保障，工人自行承擔風險、雇主無過錯承擔責任的法律原則都證明了這一趨勢和規律。因此，企業無論在制度設計層面還是立法初衷上，都要向培訓師學習“小智慧”，誤讀和規避《勞動合同法》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得不償失。我希望相關企業能夠從“逃避”挫折的教訓中吸取教訓，真正承擔起企業的社會責任，通過保護職工權益穩定勞動關系，促進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