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檢被阻斷

2015年7月，鄒女士帶女兒乘坐飛機前往哈爾濱。出發當天，鄒女士提前抵達上海浦東機場，成功通過了檢票，領取了登機牌，并在航空公司值機柜臺托運了行李。然而，在接受機場安檢時，發現登機牌名稱與身份證名稱不一致，無法通過安檢。鄒女士仔細看了看，身份證上原來的“鄒”變成了登機牌上的“皺紋”。時間緊迫。鄒女士立即回到值機柜臺，要求工作人員簽發證書或更正錯誤。在請求指示后，工作人員告訴鄒女士，沒有補救辦法，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再次購買機票。由于女兒和她的朋友通過了安檢，鄒女士不得不花1680元買了一張新機票，以便飛機抵達哈爾濱機場。在接送過程中，李世鄒女士四處等待，看不到自己的行李。經當地機場詢問，鄒女士的行李沒有隨航班一起運輸，仍滯留在浦東機場。聯系后，航空公司告訴鄒女士，她的行李將在下一次航班時送達。然而，在等了一整夜之后，鄒女士仍然看不到她的行李。最初，由于臺風，浦東機場的所有航班當晚都停飛了。不行，鄒女士只能買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兩天后，鄒女士從哈爾濱前往內蒙古，并聯系航空公司將她的行李運送到內蒙古海拉爾機場。在海拉爾，鄒女士終于帶著行李“碰面”

法院

旅途結束后，鄒女士未能與航空公司協商賠償，并于2016年1月向長寧區法院提起訴訟。鄒女士認為，航空公司在確認身份并通過身份驗證時，拒絕對登機牌上的姓氏錯誤采取合理補救措施，未能按照合同托運行李，造成經濟損失，應由航空公司賠償。鄒女士要求航空公司賠償她購買機票、衣服和其他用品的費用以及通訊費用，共計4080元。航空公司不同意鄒女士的說法，并認為錯誤的登機牌姓氏是鄒女士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該航空公司嚴格按照民航管理部門的規范提供服務，無法為鄒女士辦理糾正手續。鄒女士重新購買機票的責任不在航空公司。至于未能在同一架飛機上抵達的行李，是因為沒有使用前一張機票，相關行李不能隨意托運。航空公司沒有過錯

■ 法官說，今年2月和5月，長寧法院舉行了兩次公開開庭審理此案。法院發現，鄒女士在通過旅游網站訂票時，由于一名外人的操作錯誤，將“鄒”一詞誤認為是“皺紋”。因為電子機票行程在出發前沒有打印出來，鄒女士直到安檢失敗才意識到這個錯誤。法院認為錯誤不是由被告造成的。航空電子客票乘客信息的錄入和變更通常需要民航管理部門統一的信息系統進行操作。被告很可能無法在限定時間內通過機場值機柜臺更正原告的姓氏。原告也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在本案中可以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此外，原票退款后，原告已收到相應退款。原告要求賠償重新購買機票1680元，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因行李非隨機到達而產生的相關費用，法院認為被告作為航空承運人，應了解收取規則，托運行李的運輸和流通以及原告不再使用原客票時托運行李中存在的問題。然而，被告沒有妥善安排之前的托運行李，也沒有在為原告重新辦理登機手續時提示原告。很明顯，被告沒有履行相應的注意和協助義務。原告產生的部分費用與行李延誤直接相關。法院裁定這部分賠償為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