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大常見格式條款的法律爭議

1.關于持卡人透支后未按期還款，應支付復利、滯納金、超限費等的約定是否有效問題

發*行認為，依據《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和銀行卡合同的約定，持卡人應支付上述款項。關于發*行上述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在司法實務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定，該格式條款有效，應全部支持發*行的訴訟請求。理由為：當事人之間依其自主意志訂立銀行卡合同，未違反法律法規及有關行業規定，應認定有效。商業銀行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有權在法律、行政法規、規章或相關行業規定的范圍內，自主決定利息的計算方式或計算標準，該做法為正當的市場行為。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依法對格式條款的效力進行評價，對于違反公平原則的格式條款應否定其效力，對發*行的訴訟請求部分不應全部支持。理由為：透支后，持卡人按每日萬分之五計算利息，給付復利，復利屬于違約金的一種形式。滯納金與超限費在性質上亦屬違約金。合同約定持卡人承擔多種違約金的責任形式，屬重復歸責，于法不符。

2.關于密碼交易視為本人交易行為條款的效力問題

在偽卡交易引發的銀行卡糾紛案件中，發*行認為，發*行的銀行卡章程、領用合約等法律文件中規定，“銀行卡僅限本人使用”、“凡密碼相符的交易均視為本人(合法)交易”。我國《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第39條規定：“發卡銀行依據密碼等電子信息為持卡人辦理的存取款、轉賬結算等各類交易所產生的電子信息計錄，均為該項交易的有效憑據。”根據上述規定，在持卡人設置有交易密碼的情形下，只要密碼相符的交易，均應視為本人交易。

關于該條款的效力，主要有兩種爭議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私人密碼的使用意味著對交易者身份及交易內容予以確認。因此，該條款的約定符合法理，應認可其效力。第二種觀點認為：一般而言，私人密碼的使用意味著對交易者身份及交易內容予以確認。但如果有證據證明系信用卡的密碼被他人非法盜取使用，則該密碼交易不能視為持卡人本人行為。在目前我國銀行卡的防偽技術不高、銀行卡交易設備、交易系統安全性尚待提高的情形下更應作此認定，以保護持卡人的合法利益。因此，不能絕對認可該條款的效力。

(二)格式條款效力問題的解決路徑及制度設計

筆者認為，銀行卡合同中的格式條款，并不能被認為當然定入合同并認可其效力。首先，發*行應對上述條款履行說明義務，經相對人同意后，方可認定當事人雙方對上述格式條款達成合意，該條款定入合同，屬于合同內容。其次，依法對該格式條款的效力進行評價。格式條款提供方對免責、限責條款未履行說明義務，且不屬于《合同法》第40條規定情形的，應認定其為可撤銷條款。格式條款的提供方未盡到說明義務，該格式條款屬于《合同法》第40條規定情形的，應認定格式條款無效。

具體到前述收取復利、滯納金、超限費格式條款的效力問題，筆者同意爭議觀點中的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系行政主管部門作出的規定，其性質為部門規章，并非《合同法》規定的可以作為認定合同效力依據的法律和行政法規，因此，對其規定是否具有合法性，應在尊重交易規則的基礎上依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判斷。

具體到前述關于密碼交易即視為本人交易行為條款的效力問題，筆者同意前述爭議觀點中的第二種觀點。因為，私人密碼具有三個特性。

第一，秘密性。在使用私人密碼的場合，私人密碼系由本人設置并持有，銀行的交易系統中不會顯示持卡人設定的密碼的具體內容。除非本人泄密或者被他人竊取，本人之外的第三人并不知曉;

第二，唯一性和專有性。1張銀行卡只能設定1個密碼，二者存在一一對應關系。該密碼應由持卡人專有和控制。密碼擁有者負有妥善保護其密碼不被泄露、不被濫用的義務;

第三，確認性。通說認為，私人密碼是電子簽名的基本方式，在有關國家、地區及國際組織的立法中也規定，包括密碼在內的數據電文的使用被視為一種數字簽名。依據我國《電子簽名法》第2條對電子簽名的界定，私人密碼的使用意味著對交易者身份及交易內容予以確認。基于上述三個特征，產生了私人密碼的使用效力規則，即本人行為原則，亦即：原則上，凡是使用私人密碼從事的交易即為本人進行了交易，本人不得抵賴，不得否認曾經接收或發送某些特殊的文件或數據。

但如果規定在所有情形下的憑密碼交易均視同本人交易也存在著不公平。例如，持卡人對密碼盡到了妥善保管義務，因發*行提供的密碼技術軟件安全性較低，導致密碼被他人破譯和竊取，并進行偽卡交易的，不能認定密碼交易即為本人交易。再如，本人在密碼被他人竊取后己向發*行申請掛失，在掛失后，發*行應知曉密碼交易并非為本人交易。正因為此，關于本人行為原則的適用，在理論界和司法界均認為，應對本人行為原則規定適用除外情形。我國臺灣地區最高司法機構的近期判決認為，至于非持卡人所為之簽帳消費行為(如信用卡冒用、盜刷等)，因指示不存在，故發卡銀行對持卡人無必要費用償還請求權。中國銀行業協會也持該觀點，其在自己編寫的書中認為：“私人秘密的使用效力規則，即只要客觀上在交易中使用了私人密碼，如無免責事由，則視為交易者本人使用私人密碼從事了交易行為，本人對此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除上述格式條款外，關于銀行卡合同中還款順序、預借現金費、無條件地授權發卡人使用持卡人信息的條款、系統設備故障責任承擔條款、掛失風險責任等格式條款的效力認定，也應依據上述原則和法律規定進行。

(三)司法實務中應注意的問題

在實務操作中，在銀行卡領用單上均統一印制“申請人聲明”，其內容大致為，本人已閱讀全部申請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曉該信用卡產品的相關信息，愿意遵守領用合同(協議)的各項規則。發*行要求申請人抄錄一遍上述表述后進行簽字。該作法能否認定發*行已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呢?筆者認為，如果發*行向申請人提示和說明了條款中的免責和限責內容，申領人再抄錄和簽字的，上述聲明可以證明發*行已經盡到了說明義務。但在司法實務中，確實大量存在發*行并不實際對免責、限責格式條款進行說明，而只是要求申請人抄寫一遍上述內容后簽字的行為，在該情形下，發*行并沒有對格式條款中的免責、限責條款盡到說明義務。如果申請人有證據證明發*行并沒有實際盡到說明義務的，簽字本身并不代表持卡人認可發*行盡到說明義務。為妥當起見，建議發*行明確標注出免責和限責條款，并進行提示和書面說明，最終由申請人進行簽字，以真正盡到說明義務，避免爭議。

二、偽卡交易情形下發*行與持卡人的責任認定

(一)偽卡交易法律糾紛常見問題

應當說，在偽卡交易糾紛中，偽造銀行卡進行交易的犯罪嫌疑人應為第一責任人。但在司法實務中，由于其逃亡下落不明，難以向其主張權利，故持卡人往往以發*行、特約商戶、收單行等作為被告提起訴訟，請求其承擔給付被盜刷款項本息損失的責任。

在司法實務中，關于偽卡交易情形下，發*行的責任認定問題，主要有三種處理思路：

第一種思路是判決持卡人承擔100%的偽卡交易損失的責任。理由為：1.持卡人負有“妥善保管銀行卡和密碼”的義務，在其無證據證明發*行對偽卡交易存在過錯的情形下，根據“密碼交易即視為本人交易”的原則，其應承擔偽卡交易損失的責任：2.因侵犯持卡人權利的主體系盜取錢款的犯罪嫌疑人，故持卡人應向犯罪嫌疑人主張權利。發*行對銀行卡被盜刷沒有過錯，不應承擔責任;

第二種思路是判決發*行承擔100%的卡內資金損失的責任。理由為：發*行沒有證據證明持卡人將銀行卡信息和密碼泄露給他人，持卡人對偽卡交易具有過錯。發*行違反了安全保障義務、致使持卡人權益受損，應承擔賠償持卡人卡內資金損失的責任。在貨記卡情形下，因偽卡交易并非持卡人本人交易，故發*行在墊付本金后無權要求持卡人給付墊付本息，已扣劃的，應予返還。在借記卡情形下，由于貨幣“所有權和占有權”相一致的特性，故持卡人將錢存入發*行，發*行即對貨幣享有所有權。因此，在無證據證明持卡人對卡內資金損失具有過錯的情形下，持卡人無需承擔卡內資金損失的責任;

第三種思路是按照過錯比例判令發*行、持卡人分擔卡內資金損失的責任。理由為：發*行提供的銀行卡安全保障技術性較差，信息易被測錄：其交易系統不具有識別偽卡的功能，故未能盡到安全保障義務，致使偽卡交易得以實施，具有過錯：持卡人未盡到妥善保管銀行卡內信息和密碼的義務，也具有過錯。雙方應在各自過錯范圍內承擔卡內資金損失的責任。

上述裁判思路，均重在對發*行或者持卡人具有過錯的認定，但由于規定的舉證主體不同，故其認定的責任主體也不同。第一種思路將舉證責任分配給持卡人，由持卡人舉證證明發*行具有過錯。第二種思路將舉證責任分配給發*行，由發*行舉證證明持卡人具有過錯。應當說，舉證責任分配，實際上是在訴訟當事人之間分配事實的真偽得不到證明時所產生的敗訴風險，因此，如何確定舉證責任，是關系到銀行卡糾紛中責任主體的認定的一個關鍵問題，而舉證責任的分配又與歸責原則密切相關。

(二)偽卡交易的歸責原則

在因偽卡交易引發的銀行卡糾紛案件中，關于發*行的責任認定，我們究竟應采取何種歸責原則呢?關于該問題，存在爭議。第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應采取過錯推定原則。理由為：在銀行卡交易中，發*行是提供銀行卡業務的一方，相較于持卡人，其在經濟地位上居于優勢。由于其在開展該業務中獲得利益，故其應承擔相應的損失責任。因此，適用過錯推定責任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將更有利于保護作為受害人的持卡人，實現公平原則：第二種觀點認為，“從長期目標來看，我國銀行卡責任規則應建立在有責任限制的無過錯責任之上”：第三種觀點認為，應采取過錯歸責原則。依據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原則，由主張對方具有過錯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

筆者認為，在確定銀行卡糾紛案件中，認定發*行責任的歸責原則時，主要需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歸責原則的確定，應與實體法追求的價值目標和立法目的相結合。我國對于銀行卡問題進行專門性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主要是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的行政規章，如人民銀行于1999年頒布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于2011年頒布實施的《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等。此外，中國人民銀行還頒布了《關于推進金融IC卡應用工作的意見》、中國銀監會頒布了《關于加強銀行卡安全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政策性規定。鑒于立法沒有專門性規定，因此，在法律適用上，主要適用《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商業銀行法》、《侵權責任法》等一般性法律。

綜觀上述規定，其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明確銀行卡業務規范、規范發*行的行為，保障持卡人的利益;二是促進銀行卡產業的發展。因此，我們在確定銀行卡糾紛案件的歸責原則時，應注意協調這兩個立法目標，平衡保護持卡人和發*行的利益，在促進銀行卡產業發展的同時也注重對作為金融消費者的持卡人的利益保護，以實現實質公平的價值目標。

第二，歸責原則的確定，應符合各歸責原則的立法目的和規范意旨。應當說，各種歸責原則均有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立法目的，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既加強了對受害人的保護，也通過由加害人舉證證明自己沒有過錯而避免對加害人過分歸責的偏向。適用嚴格責任、無過錯責任等歸責原則時，只有存在法定免責事由時，行為人才能夠免責，這可以進一步促進責任主體加強對危險源的管理和控制，避免損害發生。因此，在銀行卡糾紛案件中，我們也應綜合風險和收益相一致原則以及風險源原則等明確歸責原則。

第三，應綜合考慮當事人的經濟地位、承擔風險的能力和舉證能力。在金融市場上，銀行方具有絕對優勢地位，其了解金融的使用性能，甚至為推廣和使用金融產品，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故意隱瞞該產品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而且，作為從事法定金融業務的主體，銀行具有較強的資信能力和防范風險的能力。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提高銀行卡卡片的防偽性以及銀行卡交易系統和設備的安全性，也具備有足夠的實力和相應的制度進行風險預測、預防和自保。正因為此，較之于持卡人而言，發*行處于優勢地位，承擔風險的能力更強。關于舉證能力的判斷，主要應從以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從舉證所需的專業知識、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進行推定;二是從當事人雙方與證據的距離進行分析，占有或接近證據材料且有能力提供的一方應承擔舉證責任：三是從蓋然性及經驗法則進行分析。

(三)司法實務中應注意的問題

1.關于偽卡交易的認定。一般而言，具備下列情況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存在偽卡交易：(1)行為人并非持卡人本人，且存在安裝測錄裝置盜取銀行卡信息、密碼等行為的;(2)交易銀行卡的樣式、顏色、標記等與真實的銀行卡差異較大的;(3)涉案銀行卡賬戶短時間內在異地交易，有證據證明或者依據常理推斷持卡人未在該時該地交易的;(4)簽購單等交易單據上的簽名與銀行卡上記載的持卡人簽名明顯不一致的;(5)其他能夠證明偽卡交易的情形。

2.關于持卡人過錯的認定。依據銀行卡合同的約定，持卡人負有妥善保管銀行卡及其密碼的義務。此外，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在履行銀行卡合同過程中，持卡人負有通知、協助、保密等附隨義務。持卡人違反法定或者約定義務，應認定其具有過錯。一般而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持卡人具有過錯：(1)擅自出借、出租銀行卡給他人使用;(2)隨意將交易密碼告知他人;(3)在安全保護措施不足的情形下使用網上銀行系統，致使銀行卡信息和銀行卡賬戶交易密碼被他人竊取;(4)在有他人在身邊的情形下不加防護地輸入密碼信息;(5)輕信利用短信群發器向不特定的社會群體發中獎或消費確認等虛假信息，導致銀行卡信息和賬戶交易密碼被犯罪分子竊取：(6)輕信犯罪分子以需要通過電話聽取持卡人卡內余額證明持卡人資信能力的說法，違反常規多次輸入卡號及交易密碼致使竊取上述信息;(7)在銀行卡丟失后，未及時進行掛失;(8)其他可認定持卡人未盡法定或者約定義務的情形。

在司法實務中，關于持卡人未設置交易密碼是否能認定持卡人存在過錯問題，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是否設定密碼屬于持卡人的權利。未設置密碼情形下，因不存在密碼泄露的風險，故只要持卡人盡到對銀行卡的妥善保管義務即可，未設置交易密碼不應認定持卡人具有過錯。另有觀點認為，設置密碼較之不設置密碼更具有安全性，因此，未設置交易密碼表明持卡人對在管理和使用銀行卡中未盡到注意義務，故應認定其具有過錯，尤其是在發*行已對不設定密碼后果和風險進行提示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筆者認為，能否認定未設交易密碼持卡人對偽卡交易具有過錯，應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設定交易密碼是否為法定或者約定的持卡人持卡交易的必備要件。例如，銀行卡交易中，網上交易、電話交易并不需要銀行卡卡片，密碼是確認身份的最為重要的工具。在該情形下，密碼是必設的交易要件。但也有的銀行卡合同中并沒有約定必須設定密碼。二是設定密碼本身是否會影響用卡安全、未設定密碼與銀行卡被克隆交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三、關于銀行卡糾紛案件案由的確定和受理問題

(一)案由確定問題

在司法實務中，關于銀行卡糾紛案件的案由的確定，主要有將其列為信用卡糾紛、儲蓄卡糾紛、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侵權賠償糾紛等作法，欠缺科學性和統一性。民事案件案由的確定標準，應結合規定案由的目的，綜合考慮多種因素進行確定。案由界定的不清晰、明確，不利于正確認定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明確其權利義務關系，也不利于司法統計。基于此，統一銀行卡糾紛案件的案由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于銀行卡糾紛案件的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的法發[2000]26號《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法發[2008]11號《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法[2011]42號《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對其進行了規定。

法發【2000】26號《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將銀行卡糾紛案由規定為“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和“信用卡糾紛”。在“合同糾紛案由”這一級案由下，列有“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和“信用卡糾紛”這兩個二級案由，在該兩個二級案由之下又列有“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和“信用卡糾紛”這兩個三級案由。法發[2008]11號《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沿用了《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的規定，同樣將“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和“信用卡糾紛”列為“合同糾紛”案由下的二級案由。根據上述規定，如果案涉銀行卡為儲蓄卡，則該類糾紛應界定為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如果案涉銀行卡為信用卡，則應將該類糾紛界定為信用卡糾紛。但該界定方法存在一定問題，即將借計卡法律關系等同于儲蓄合同法律關系。

基于上述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對法發[2008]11號《民事案件案由規定》進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法【2011】42號《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在“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糾紛”這一一級案由下，規定了“銀行卡糾紛”這一二級案由，在該二級案由下，又規定了“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和“銀行卡糾紛”這兩個三級案由。在“銀行卡糾紛”這個三級案由下又規定了“借記卡糾紛”和“信用卡糾紛”這兩個四級案由。關于該修改的理解，起草者進行了表述，即“2008年《規定》中，該條案由為‘信用卡糾紛’，借記卡糾紛則劃歸在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之下。本次修改《規定》將由借記卡引發的糾紛從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中單列出來，與信用卡糾紛共同構成銀行卡糾紛項下的第四級案由。鑒于本《規定》中‘侵權責任糾紛’部分無銀行卡糾紛相關規定，因此實踐中圍繞銀行卡產生的合同糾紛責任糾紛和侵權責任糾紛均可適用該案由。”

上述修改，將借記卡法律關系與儲蓄存款合同法律關系進行了有效的區分。依據《儲蓄管理條例》第3條的規定，該條例所稱儲蓄是指個人將屬于其所有的人民幣或者外幣存入儲蓄機構，儲蓄機構開具存折或者存單作為憑證，個人憑存折或者存單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儲蓄機構依照規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動。該條例將儲蓄存款合同的主體限定為自然人。依據該條例對儲蓄的定義，儲蓄存款合同的主要權利義務關系是，儲戶將存款存入儲蓄機構后，有權依法依約請求儲蓄機構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儲蓄機構有義務依法依約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而借記卡體現出來的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并不限于此。依據《銀行卡業務》第2條、第6-10條的規定，銀行卡，是指由商業銀行(含郵政金融機構)向社會發行的具有消費信用、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借記卡按功能不同分為轉帳卡(含儲蓄卡)、專用卡、儲值卡。因此，發*行與持卡人的權利義務是多重性質權利義務關系的結合，雙方的法律關系體現出不同的性質。“……諸多學者均認為持卡人與發卡機構之間的合同具有混合契約的性質……。”發*行與持卡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是存款的法律關系、委托結算的法律關系、消費借貸的法律關系的混合。對于借記卡而言，發*行與持卡人之間形成的是存款的法律關系、委托結算等法律關系。如果僅將借記卡合同界定為儲蓄存款合同，那么，實質割裂了借記卡合同法律關系中各種行為的內在關聯性。因此，鑒于借記卡合同實質帶有非同于一般委托結算合同、儲蓄存款合同案件的特征，故依其特殊性將其界定為一類新的案由“借記卡糾紛”更為適宜。

在司法實務中，關于銀行卡糾紛案件案由的確定，應注意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在2011年修訂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頒布實施后，因申領、使用、注銷借記卡而引發的銀行卡糾紛案件的案由不應再界定為儲蓄存款合同糾紛，而應界定為借記卡糾紛。第二，因申領、使用、注銷銀行卡而引發糾紛的案件，無論原告是基于合同法律關系糾紛還是侵權法律關系提起訴訟，其案由均界定為銀行卡糾紛，并依據案涉銀行卡的種類為借記卡或者信用卡的不同，將其分別界定為借記卡糾紛或者信用卡糾紛。

(二)民刑交叉情形下的受理問題

在銀行卡糾紛案件中，存在著因為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故認為該案件實質是刑事糾紛案件而不作為民商事案件立案，或者雖作為民事案件立案，但最終以其為刑事案件為由裁定駁回起訴的作法。該作法是否正確呢?筆者認為，這實質涉及到如何正確理解民刑交叉案件分別立案、審理原則的問題。

法釋[1998]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經濟糾紛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規定》)第1條規定了民刑交叉案件分開審理原則，即“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分開審理實質意味著應先作為民事、刑事案件分別立案，再分別進行審理。分別立案、分別審理原則的確定有其合理性，理由在于：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因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形成民刑交叉案件。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在價值取向、訴訟目的、訴訟原則、證據認定標準、責任構成要件等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差異，刑事法律關系與民商事法律關系、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是完全異質的兩種法律關系和法律責任，兩者不能相互替代，因此，一般而言，民刑交叉案件應遵循分別受理、審理原則，即如果其既存在民商事法律關系又存在刑事法律關系，則應分別作為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受理、審理。

當然，在適用該原則時，應注意不能將其絕對化，應嚴格把握其可以作為民商事糾紛案件立案和審理的標準，即在民商事訴訟當事人之間應確實存在民商事法律關系。如果在作為民商事案件立案中，發現與案件有牽連的刑事犯罪嫌疑線索、材料，但上述刑事犯罪嫌疑與民商事案件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則法院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由于在民商事案件當事人間存在民商事法律關系，故不能因存在刑事犯罪嫌疑就全案移送，一概駁回起訴。當然，如果雖然是作為民商事糾紛案件立案，但最終認定其實質為刑事犯罪案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之間并無民商事法律關系的，則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19條的規定，裁定駁回起訴，將全案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具體到銀行卡糾紛中涉及的民刑交叉案件而言，盡管有證據證明系犯罪分子以在發*行的ATM機上安裝盜碼器、攝像頭等方式竊取了持卡人銀行卡的密碼以及卡內信息制作偽卡盜取持卡人卡內資金涉及刑事犯罪嫌疑的，但由于發*行與持卡人之間因申領銀行卡行為而建立了民商事法律關系，故無論持卡人是基于合同法律關系還是侵權法律關系訴請發*行承擔卡內資金損失責任的，由于持卡人與發*行之間存在著民事法律關系，則該案件均應作為民商事案件受理，而不能因為其涉及到刑事犯罪嫌疑而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裁定駁回起訴。在實體審理過程中，法院可以通過查明發*行是否存在違約或者侵權的事實，判決是否應支持持卡人的訴訟請求。

在信用卡失竊被他人盜刷的情形下，如果持卡人以特約商戶未盡合理審查義務致其資金損失為由訴請特約商戶承擔賠償責任，盡管因失竊卡被他人盜刷涉及構成刑事犯罪嫌疑，但由于持卡人與特約商戶之間存在著民事法律關系，故該案件仍應作為民事案件受理、審理。正因為此，2005年8月1日起施行的法釋『2005]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銀行儲蓄卡密碼被泄露導致存款被他人騙取引起的儲蓄合同糾紛應否作為民事案件受理問題的批復》規定：“因銀行儲蓄卡密碼被泄露，他人偽造銀行儲蓄卡騙取存款人銀行存款，存款人依其與銀行訂立的儲蓄合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還應注意的是，在受理、審理民刑交叉案件時，應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進行銜接。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法釋【2000】4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規定》)第1條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第5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此，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為使民刑糾紛一體解決，當事人可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但由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相對于單獨提起的民事訴訟而言，對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的保護尚有不充分之處，如不能貫徹民事責任的全面賠償原則，不保護精神損害部分，或者在其他民事責任人并不構成犯罪的情形下，被害人也不可能在刑事附帶民事事實中對其他民事責任人提起民事權利主張，故究竟采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保護民事權利還是選擇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應是當事人自主選擇的問題，“民事案件可以獨立于刑事案件，而不應當完全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