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家產協議需全家成員參加

根據《物權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婚姻家庭生活中涉及的共有財產可以分為夫妻共有財產跟家庭共有財產兩類，由于權利主體不同，上述兩類財產的處理方式亦有所不同。就夫妻共有財產而言，其權利主體為夫妻二人，夫妻在處分此類性質財產時，只需要夫妻二人達成合議即可，可以通過贈與、對財產做出實際處分的行為、遺囑等方式進行處分，不需要經子女等其他家庭成員的同意。就家庭共有財產而言，其權利主體為全體家庭成員，在處分此類性質財產時，必須要經子女等全體家庭成員參加同意方為有效，實踐中主要以分家協議的方式做出處分。

分家協議，是指父母與成年子女就家庭財產分配和父母贍養問題等所達成的協議。由于分家協議并非法定的概念，其形式、內容、格式等均呈現多樣性的特征：就其形式而言，實踐中其名稱、格式多種多樣，僅從形式上判斷其性質較為困難，需要參照其內容;就其內容而言，其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涵蓋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般包括家庭財產分配、遺產繼承、老人贍養和子女撫養等事項;就其格式要求而言，其合法有效必須經全體家庭成員參加并簽字確認。

遺囑與分家協議的區分，要從形式和內容兩方面比較、判斷。遺囑是一種單方的意思表示，只要是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即遺囑人本人簽字確認，其處分的財產為自己所有的合法財產，不違反強制性法律規定就有效;分家協議則需要全體家庭成員意思表示一致即全體家庭成員簽字確認，其并非是一種父母單獨處分財產的行為。因此，老人想通過分家析產協議的方式處分家庭財產時，應當通知所有相關權利人到場協商一致確認，特別是對于外嫁的女兒，如果其對財產享有權利，也應當讓其參與，從而確保分家析產協議合法有效。

分家協議在人們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分家協議沒有違反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定，其產生民事法律上的效力：家庭財產歸屬的證明效力、對當事人的約束力、訴訟中的證據效力。如果想通過分家協議的方式處理其家庭財產，必須首先要對財產性質進行界定，其次要所有權利人參加并簽字確認。

二、遺囑需要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以下簡稱《繼承法》)第五條：繼承開始后，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有遺囑的，按照遺囑繼承或者遺贈辦理;有遺贈扶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辦理。上述條文規定了法定繼承、遺囑繼承、遺贈扶養協議繼承三種繼承方式，如果有遺囑或者遺贈扶養協議，則優先適用。實踐中，常見的繼承方式為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法定繼承直接依據《繼承法》規定的繼承人的范圍及順序依法分割遺產，其依據較為明確，適用較為簡單。雖然《繼承法》對遺囑繼承也有規定，但是由于現實生活的復雜性，遺囑形式的多樣性，對遺囑的認定是實踐中的一個難題。

《繼承法》第十七條規定：公證遺囑由遺囑人經公證機關辦理。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注明年、月、日。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在遺囑繼承中，公證遺囑的形式較為規范，其認定也較為簡單。自書遺囑在實踐中主要集中于對遺囑本身形式的審查，特別是遺囑是否為立遺囑人真實意思的表示，遺囑有無偽造、被篡改的情形。實踐中的難點在于代書遺囑，由于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以及法律知識的限制，日常生活中，代書遺囑的形式復雜多樣，要對其進行多方面的審查。我國《繼承法》除了對代書遺囑作形式上的要求，規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外，還對代書遺囑見證人的身份作了特殊的規定。《繼承法》第十八條規定：下列人員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一)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二)繼承人、受遺贈人;(三)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在審判實踐中，因上述三種情況而導致遺囑無效的案件均有發生，這往往也成為繼承案件中當事人所爭議的焦點。雖然《繼承法》規定繼承人、受遺贈人及其利害關系人不能作為見證人，但在社會生活中，并非人人對于《繼承法》的規定如此熟悉，特別是受傳統家庭觀念的影響，認為自己的財產自己可以隨意處置、家丑不可外揚、讓自己人作為見證人更為放心等等考量下，在代書遺囑中，由繼承人及利害關系人見證并不鮮見，從而導致代書遺囑因形式不合法而無效。

三、遺囑人立遺囑只能處分個人財產

根據我國《繼承法》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將個人財產指定由法定繼承人的一人或者數人繼承。法律在賦予遺囑人可以通過遺囑處分財產的同時，也明確了其只能處分個人財產，而不能是他人財產。審判實踐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在配偶一方已經去世的情況下，在世老人往往認為之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財產歸屬其個人，因而在訂立遺囑時將該財產進行處分。但實際上該財產中包括其配偶的份額，其無權對該部分財產進行處分，處分行為無效。因此我們建議老年人在訂立遺囑時首先要明確屬于自己的財產范圍，特別是要與夫妻共同財產區分，如果夫妻雙方均想將財產處分給一個子女，可以各自書寫一份遺囑進行處分，避免之后產生爭議。

夫妻雙方在書寫遺囑的時候，要注意遺囑的格式及內容。實踐中，常見的是夫妻一方書寫遺囑內容，最后夫妻雙方各自在該遺囑上面簽字，形成理論上所說的共同遺囑。共同遺囑是指兩個以上遺囑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而訂立的一份遺囑。我國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共同遺囑的形式，但法律上沒有對共同遺囑的效力做出明確規定。對此，有三種不同觀點：一、應確立共同遺囑的法律地位和效力，認為共同遺囑與我國的繼承傳統相一致,也有利于簡化訂立遺囑的方式，與我國家庭財產共有性質和現狀相符合;二、不應承認共同遺囑的效力，認為共同遺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遺囑自由，我國《繼承法》未確認共同遺囑的形式;三、應有限度地承認共同遺囑，即只承認夫妻作為共同遺囑人對共同財產訂立的共同遺囑，認為共同遺囑存在限制遺囑自由的可能，將之限制于夫妻處置共同財產更為合適。鑒于理論及實踐中對于共同遺囑的性質及效力尚存在爭議，故夫妻在訂立遺囑的時候，要對遺囑的形式要件進行把握，以避免爭議，不能實現自己的意思表示。

四、老人所立遺囑可以適當提前披露

遺囑人立遺囑處分自己的財產是其法定權利，任何人無權干涉，遺囑人也沒有向其他人披露自己處分財產意思的義務。但是，由于父母立遺囑處分往往會直接影響子女所能獲得的利益，在我國目前的國情下，如果遺囑人有多位子女，其所立遺囑只將財產給予其中一位或者兩位子女，而生前又未將遺囑的意思表示傳達給其他子女，在遺囑人去世后往往會引起爭議。司法審判實踐中有大量此類案件發生。一是部分子女認為父母生前根本沒有立遺囑的意思表示，他們不知情，現在有子女持遺囑要求按照遺囑分割財產肯定不真實，因此不予認可，進而申請鑒定，導致案件審理周期大幅延長，繼承人之間的矛盾加劇，影響了整個家庭的和諧穩定。

我們認為，在現行的國情下，老年朋友不愿意主動披露自己所立遺囑的基本內容，很大程度是擔心會影響自己與非接受財產子女之間的關系，也擔心會破壞子女之間的關系。但是現實往往是，這種擔心的事情雖然在老人生前沒有發生，但在老人去世之后可能會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呈現。因此，我們認為對于以立遺囑處分自己財產的老年朋友來說，適當提前披露自己的遺囑是有積極意義的。建議如下：

一是如果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還比較融洽，可以將遺囑全部內容披露。并且向子女說明為什么這樣立遺囑，考量的因素有哪些，從而讓子女全面了解立遺囑的背景，增加各方之間的理解信任，也便于之后遺囑內容的執行。

二是即使認為不適宜將遺囑的全部內容披露，也至少要表達自己有要立遺囑的意思表示。這樣在老人去世以后，持有遺囑的子女拿出遺囑時其他子女也不會覺得太過突然，難以接受，可以緩和各方之間的矛盾。

三是要注意披露的遺囑內容與所立遺囑的一致性。現實生活中，有老年朋友立完遺囑后，因為各種因素變化致使想法發生改變，披露時披露的是后來的想法，但是之前所立遺囑沒有進行變更，從而導致披露遺囑與所立遺囑不一致，引發更大的爭議。因此，我們建議保持這種意思表示的一致性，能夠達到確保老年朋友真實處分自己財產的意思表示得到尊重和執行的目的。

五、老年人在符合條件時可以主張贍養費

尊重、孝敬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給付贍養費的權利。因此，贍養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義務，子女應當自覺履行對父母的贍養義務，否則父母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子女對于父母的贍養應當是全方位的，不僅應當體現在物質生活保障上，還應當體現在精神慰藉上。

為充分全面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我們就此類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老年朋友要切實增強維權意識。目前在有些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由于拆遷、分家等原因，部分子女借口不履行對于老人贍養義務的情況比較突出，使得老年人的生活陷入困頓。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老年朋友們應當及時尋求救濟，不能一味忍氣吞聲、懷著“家丑不可外揚”的心態放任這種行為的加重;老年朋友可以就近選擇到村委會、居委會反映問題，要求主持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二是老年朋友要理性合法維護權益。當自身權利受損時，老年朋友在積極維權的同時，要保持理性，不能感情用事。例如審判實踐中，部分老人在主張贍養費時，往往因為帶有一定的情緒而提出明顯過高的費用，這種主張非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反而會惡化與子女之間本已經脆弱的關系;或者老人明顯與多位子女中的一位或者兩位關系親近，只要求其他子女支付贍養費，這種方式也不利于父母子女以及子女之間關系的改善。因此，老年朋友在要求子女履行贍養義務時，要從維護自身權益、促進家庭和諧的角度統籌考慮問題，根據自身需要和子女的實際支付能力合理提出主張，在確保自身生活、醫療等需求得到滿足的同時，也盡可能改善與子女的關系，從而在精神上獲得更多的慰藉。

六、老年人再婚應更加謹慎

老年人是全社會都應當關心關注的對象。對于曾經離異、喪偶的老年人來說，他們有權利再次追求婚姻幸福。但不可否認的是，再婚老年人的婚姻更容易出現問題。我們通過統計分析發現，相對于非再婚老年人來說，再婚老年夫妻之間感情基礎薄弱、缺乏充分信任、關系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擾等問題較為突出。大多數老年人再婚時，并不以雙方具有較好的感情基礎為前提，而往往帶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較強。比如一方因自身身體不好想找一個老伴照顧日常飲食起居，或是因經濟條件不好想找一個條件較好的使得自己今后生活有保障，或是因急于解決住房、解決子女的戶口等等原因。在雙方相識時間不長、并沒有相互充分了解的情形下便倉促結婚，但在感覺根本達不到之前預想的目的或者與自己想象中存在較大差距時便以雙方沒有感情提出離婚。

同時，也正是因為雙方之間缺乏感情基礎，在婚后因一些瑣事引發矛盾后，雙方往往從各自的利益出發，斤斤計較，對于對方的一些做法產生的負面影響予以放大，導致矛盾擴大化。而雙方婚前所生子女對雙方婚后生活的不當干預也是再婚老年夫妻矛盾激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受理的多數此類案件中，再婚老年人之前均有子女，而部分子女往往將繼父或者繼母視為外人，實行冷遇，不愿與繼父或繼母相處;有的子女往往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擔心父或者母再婚后，如果去世，本來應當全部由自己繼承的遺產被外人繼承一部分，心理不平衡，極力勸說自己父母離婚，這種現象通過在審判實踐中子女作為老年人離婚訴訟的代理人出庭應訴可窺見一斑。

因此對于有意再婚的老年人朋友來說，我們建議應當更加慎重。

一是要以感情為基礎，建立充分的信任，不要帶有太強的功利心去尋找另一半。應當加強溝通交流，注重感情的持續培養;

二是要處理好各自財產以及子女的關系，鼓勵簽訂明晰的婚前財產約定，避免潛在的矛盾發生。對于再婚老年人的子女來說，要充分理解和尊重父母的個人意愿，在婚姻問題上不予以干涉，要維護好與繼父或者繼母的關系，不能狹隘地理解繼父或者繼母是外人、今后就為了和自己爭奪財產，要從父母的幸福大局出發給予父母更多的關愛。我們希望通過相關各方共同努力，確保再婚老年人均能夠享受到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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