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扶養的相關法律規定

我國《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27條對此作出了解釋：“婚姻法第四十二條所稱‘一方生活困難’，是指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離婚后沒有住處的，屬于生活困難。離婚時，一方以個人財產中的住房對生活困難者進行幫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權或者房屋的所有權。”司法解釋中對于生活困難的界定，以及明確指出對生活困難一方的幫助形式可以是房屋所有權或居住權，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目前住房問題嚴峻的情勢下，作出這種規定有利的保護了弱者。但若從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綜觀我國的離婚后扶養制度，則不難發現其中的缺陷。

(一)“應當給予適當幫助”的提法不妥當

從一般理解來看，幫助應該是自愿的可以幫也可以不幫，幫助并不是一種義務，不應該有法律約束力。在幫助前冠以應當，這種提法存在邏輯矛盾，不是嚴格的法律語言。這種提法的法律約束力很弱，容易為當事人規避，也給法官適用法律帶來了困難。應該把離婚后的扶養定性為一種義務，在法律條文中予以明確。

(二)規定過于原則，不便于操作

一是關于扶養的標準和期限不明確。適當幫助意味著幫到什么程度，是要幫助對方達到離婚前的生活水平還是達到當地最低生活水平即可，這其中要不要考慮提供幫助一方的經濟狀況?還有幫助的期限問題，是幫助對方渡過暫時的難關，還是只要對方經濟困難就要一直提供幫助?二是對于扶養請求權沒有規定條件限制。如果離婚是由一方的重大過錯造成的，比如婚外戀，而過錯方離婚后又有經濟困難，這種情況下過錯方是否還有權利請求扶養?

(三)立法上的缺陷導致實踐中離婚后扶養制度發揮的作用有限

由于立法過于原則，并且用了“適當幫助”的字眼，在實踐中出現了離婚時提出請求給予經濟幫助者少，法院判決支持給予經濟幫助的案例少，法院對請求給予經濟幫助者權益保護水平低的狀況。這種狀況的出現，說明實踐中離婚后的扶養制度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離婚后的扶養制度其實比其他離婚救濟制度更有利于救濟弱勢一方。如婚姻法第40條規定的家務勞動補償制度，只適用于實行分別財產制的夫妻，而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婚后實行夫妻分別財產制的夫妻只是極少數，大多數人無法根據這一制度得到救濟。對于實行共同財產制的夫妻在離婚時，經濟處于強勢的一方往往通過隱匿轉移財產等方式使另一方得不到應分的份額，而另一方卻面臨舉證的困難而難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法定夫妻共同財產制和家務勞動補償制度在立法理念上都有扶助弱者的目的，但實施起來卻有很多困難。從扶助弱者的目的來說，離婚后的扶養制度具有兜底條款的性質，對于弱勢一方的保護更加全面，弱勢一方要承擔的舉證責任也更輕，所以應該是最有效的離婚救濟方式。目前這種狀況只能說明我國的離婚后扶養制度還有待完善。

我國《婚姻法》第四十二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二十七條所做出的規定，其初衷原是使得離婚時生活困難的人，可以得到原配偶的經濟幫助以便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需求。但此時原配偶一方給予另一方的經濟幫助究竟是何性質?是夫妻扶養義務的延續還是如同財產分割一樣，是離婚的一種權利處理措施?法律上對其不同性質的確定影響著制度的具體內容設計。另外“應當給予適當幫助”的提法不妥當，從一般理解來看，幫助并不是一種法定義務，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卻在司法實踐中成為了法官判案的法律依據。

即使將我國離婚后的經濟幫助界定為扶養，但關于扶養的標準和期限卻沒有明確規定。適當幫助幫到什么程度，是要幫助對方達到離婚前的生活水平還是達到當地最低生活水平即可?即需一般的扶養還是生活保持意義上的扶養?這其中是否需要考慮提供幫助一方的經濟狀況及扶養能力?還有幫助的期限問題，是一時的幫助還是一直地提供幫助?另外，該規定均以權利主體在離婚時處于“生活困難”的境地為適用條件，并對“生活困難”的認定采絕對主義標準。即指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離婚后沒有住處的，屬于生活困難。”對“生活困難”進行認定時，是否需要同時具備前述的兩個條件，還是只要存在其一即應認定為“生活困難”而可以適用經濟幫助的規定;其次，如果理解為要求兩種情況同時具備方可認定為“生活困難”，在適用該標準的前提下，無論于理論還是于實際都是相背的。因為，只要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仍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的，當然就屬于“生活困難”。但是，如果理解為只要存在其中一種情況即屬于“生活困難”，則第二種情況即離婚后沒有住處的情形在適用上又存在較大問題。從我國的生活實際來看，普通百姓以只擁有一套住房，如果該住房因離婚而已作為共同財產加以分割并歸一方所有，那么，另一方無論是否因分割該住房已獲得作價補償，客觀上都屬于離婚后沒有住處而被認定為“生活困難”。因此，這樣認定顯然不盡客觀、公正。如果把解釋權歸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又似有不嚴謹之虞。在實踐中，法官對于幫助數額的確定一般都機械地采用“基本生活水平”標準，導致經濟幫助的數額普遍較低。其次，經濟幫助的形式和內容單一。《婚姻法》規定了財產幫助與住房幫助兩種方式，未考慮請求幫助一方需求的多樣性。特別是《婚姻法解釋(一)》第二十七條規定的“一方以房屋的居住權”提供幫助的方式更不可取。離婚是雙方因感情破裂無法共同生活的結果，若以居住權提供幫助，繼續共居一房，不僅沒有達到當事人離婚的目的，造成離婚不離家的尷尬局面，而且容易給各方的生活與安全造成新的隱患，不利于和諧家庭的構建。因此，這一標準已無法真正保障需要幫助的人，無法實現法律的實質公平。諸如此類過于原則的規定，不便于操作，雖有實無，急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