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某(女)，現為某集團公司財務總監，因與其老公感情不和，已將其老公何某起訴至安慶迎江區法院，已委托了代理人。其夫認為可以，但要楊某“凈身出戶”。楊某感覺很委屈，很無奈。由于楊某對原代理人工作極不滿意，遂在開庭前一個星期決定更換代理人，找到了本人，堅決要求本人接受這個案件。二、庭前工作的開展：由于原代理人的訴求過于簡單，只涉及離婚，其他方面沒有任何主張。在與楊某溝通后，決定變更訴訟請求，以維護楊某的合法權益。并且在與楊某的溝通中，發現其夫何某可能有家暴行為及婚外同居行為及轉移財產等行為，但現在楊某還沒有取得這些證據。為此，我到相關派出所調取了相關的筆錄。并且重新梳理思路，整理相關的證據材料。由于舉證期限的限制，所以我必須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交完整的證據材料。真是時間緊，任務重啊。當我把百把頁的材料整理好后，楊某對我工作表示滿意，并且也增加了她維護其權益的信心。三、主審法官戲謔為“明星式離婚”：當我把《訴訟請求變更申請書》、《證據清單》等所有材料交去的時候，主審法院說案件還蠻復雜的，涉及家暴、婚外情、轉移財產、、等、共同認定等問題，看著手中百把頁的材料說，一個離婚案件怎么又這么多材料，搞得好像是明星離婚。

辦案思路及心得

(一)、本案的基本代理意見。

1、關于是否判決離婚的問題。根據原告提交的相關證據足以證實被告有實施家庭暴力、與他人同居的違法行為。

根據《婚姻法》第32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應準予離婚：

(一)、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二)、實施家庭暴力的。因此，被告與他人同居及實施家庭暴力的行為，均是法定離婚的情形，在調解無效的前提下，應判決準予原被告離婚。

2、關于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問題。

原告在庭審中提交的相關證據，足以證明了原被告夫妻雙方共同財產的范圍。根據《婚姻法》第39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照顧子女和女方權益的原則判決。并且，在庭審中原告還提交了永安派出所出具的《出警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據，且被告不能說明相關款項支取來源、去向及用途，并且沒有相關證據予以證明，因此可以證實被告有隱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根據《婚姻法》第47條規定，離婚時，一方隱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對隱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在具體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應依據《最高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21條規定，應把隱藏、轉移的財產作為隱藏、轉移財產的一方分得的財產份額，對另一方的應得的份額應以其他夫妻共同財產折抵，不足折抵的，差額部分由隱藏、轉移財產的一方折價補償對方。因此，在本案中應由被告折價補償原告相應的財產份額。

3、關于婚生女汪X怡的撫養問題。

首先，根據《最高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處理子女撫養問題，應遵循“從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權益出發，結合父母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等具體情況妥善解決”的原則，婚生女汪*怡由原告撫養對其身心健康更加有利。從本案來看：原告的教育背景、個人品行、對子女教育、生活的付出、同子女的關系的親密程度均優于被告，且原告也具有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更為重要的是婚生女也表示愿意隨原告生活。其次，根據《最高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規定，一方無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可優先可慮無其他子女一方。本案中被告在此段婚姻之前還有過一段婚姻，有子女。因此人民法院應優先考慮原告對婚生女的撫養。綜上所述，綜合各方面因素，判決婚生女由原告撫養更為妥當。

4、關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撫慰金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46條規定，存在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的情形之一的，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根據《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28條規定，“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在本案中，被告不僅對原告實施家庭暴力，而且還與他人同居，對原告身體及精神均造成嚴重損害。因此，原告主張被告支付精神撫慰金是有法律依據的。至于精神撫慰金的數額，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最高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根據被告的過錯程度、侵權手段、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及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確定。

5、關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經濟幫助金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本案中，原告由于被告將住房多次換鎖，致使原告有家不能回，無奈在外租房和女兒一起居住，被告也未支付過她們母女的生活費及女兒的教育費。為了生活，原告于2012年11月份才找了一份工作，在安頓好女兒的情況下，原告的工資收入不能滿足其和女兒的生活及開支，其個人生活顯屬困難，被告應給與原告一定的經濟幫助。

二)、對本案幾個爭論焦點問題的意見。

1、關于被告何某與李某是否有同居事實問題。可以認定二人存在同居行為，理由是：

1)、原告提供的何某與房主簽訂的合同可以證實從2012年9月20日起為了達到與李某同居的目的，在棋盤山路193號5號樓402室租住;

2)、原告提供的華中路派出所2012年11月13日《受案登記表》、《調查報告》、《詢問筆錄》、同居屋內發生糾紛的現場視頻、現場錄音及照片，均能證實，整個糾紛發生的起因是被告何某與李某存有同居行為而引起，并且發現二人均在同居屋內及同居期間日常生活用品;

3)、楊某在2012年11月13日糾紛發生后，奉勸李某與何某解除同居關系時，李某回復的短息：“告訴你，自始至終我沒有纏你家老公，是他纏我的，不信你可去問他”等內容，已證明李某自認了與何某的同居行為;

4)、何某推翻了何某、李某詢問筆錄的相關內容(他們謊稱是錢租住的)，證明汪、錢二人作了虛假陳述，故意隱瞞事情真相。

綜上所述，民事證明標準是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上述證據之間能相互印證而無任何矛盾，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且被告對此也沒有提供任何反證，能夠足以認定被告何某與李某同居的事實，這完全符合通常的事理、情理，也符合日常經驗規則。

2、被告是否實施家暴的問題。首先，被告認為原告受到的傷害后果沒有達到，從而說明被告不構成家庭暴力，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理由是：

1)根據《婚姻法解釋一》第1條規定，“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因此，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實施家庭暴力不以給對方造成輕微傷后果為前提條件。只要實施毆打，對其身體、精神造成一定傷害后果就成立實施家暴。

2)原告提交的曙光派出所出具的《情況說明》、門診病歷、受傷照片及施暴的現場錄音等證據，綜合可以認定，被告實施了家庭暴力。其次，被告認為只打了一次，不構成家暴，其觀點更為錯誤，實施家暴是不以次數論的，如果是多次毆打，經常性的實施家庭暴力，則有可能構成虐待。

3、原告借款38000元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問題。區分是“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關鍵是看：該債務是否為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否為履行撫養、贍養義務等所負的債務。根據法庭調查可知，被告在夫妻鬧矛盾與她人同居期間一是不支付生活費，二是將房屋換鎖，不讓原告居住。被告何某的行為沒有盡到夫妻之間的扶養義務及對子女的撫養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原告舉債是為了生活和對子女的撫養，該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4、原告是否有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問題被告認為原告有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其觀點不能成立，理由是：

1)、原告能夠說明每筆款項的來源、去向及相關事情情況，并且能夠提供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有的確實不是夫妻共同財產，如涉及的幾筆大金額的款項，有的是單位貨款，有的是原告父母的錢;

2)、有的款項支取的時間發生較早，在2009年、2010年，當時夫妻感情還沒有矛盾，原告沒有轉移財產的動機;其他多筆小金額款項更不能說明轉移財產，如果原告要想轉移財產，根本不需要多筆小金額轉移，大筆金額一次性轉移豈不更好?這不符合日常生活經驗規則。綜上，原告沒有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

5、被告是否有轉移、隱藏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問題。被告有轉移、隱藏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理由是：

1)原告提交的證據足以證實夫妻共同財產的存在，且原告在庭審過程中也自認了，至于被告代理人認為相關共同財產的票據上沒有當事人的姓名從而否定共同財產的存在，這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因為，首先在庭審過程中，被告本人對上述共同財產沒有否定。其次是在日常生活中，個人購買物品，在沒有特別要求之下，一般不會注明姓名，這符合日常個人交易習慣;

2)、更為重要的是，在庭審過程中，被告不能說清楚相關款項支取的來源、去向及用途，并且沒有相關證據予以證明;3)、永安派出所出具的《出警證明》已經證實，被告有轉移、隱藏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綜上，可以認定被告有轉移、隱藏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

6、關于59500元是否存在問題被告代理人認為，收據表明是被告向公司借款之后的還款，是還款憑證，而不是被告向公司借款的債權憑證，這種理解是錯誤的，不符合財務常識。因為，如果是還款的話，則收據上收款事由則應記載為“收到職工還款”，而不是“收到職工借款”，這是常識，在此不想過多闡述。

裁判結果

案件復雜，爭議較多：由于被告放棄答辯期，本案如期開庭(簡易程序)，第一次開庭由于證據材料較多，雙方爭議較大，所以第一次近4個小時的庭審并沒有審結。在庭審結束后，法院將本案由簡易程序改為普通程序，需經第二次開庭審理。經兩次開庭，四次調解，雙方仍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法院擇期宣判。法院判決結果：準許離婚;婚生女由楊某撫養，何某支付1100元|月;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何某支付楊某一次性經濟幫助金20000元，我們的訴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維護了楊某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