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繼承人李某愛人早逝，其有三子，長子李大，次子李-耳，三子李-山。長子李大于2004年先被繼承人亡故，其媳張某自丈夫去世后，便與李-耳、李-山一起承擔了贍養被繼承人的義務。但被繼承人李某生前有收入和自理能力，較少向兒子及兒媳提出經濟或勞務上的要求，兒媳張某也如小叔子李-耳、李-山一樣平常不斷前往被繼承人的住處探望老人。只是在被繼承人李某臨去世前三、四個月，李某因病住院累及子媳，直至亡故。兒媳張某不僅在老人生病療養期間與李-耳、李-山輪替伺候，還承擔了老人三分之一的喪葬費。后在處理老人的遺物時發現有三萬元現金，但李-耳、李-山持有該三萬元后不同意分配給張某，形成糾紛，張某遂訴至法院，要求按第一順序繼承人的身份繼承遺產。

分歧意見：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形成分歧，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享有繼承權。理由如下：一、本案中，張某作為被繼承人的兒媳，其與李某的關系在法律上是姻親關系，是基于張某與李某的長子李大的結婚事實而產生的。在李某的長子李大亡故的情況下，這種姻親關系也隨之消滅，則張某與被繼承人李某在法律上互不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但張某并未因不用承擔義務而放棄對被繼承人的贍養，而是在事實上承擔了其丈夫應盡的義務。國家為鼓勵這種行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中明確規定：喪偶兒媳對公婆、喪偶女婿對岳父、母進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第十二條）。故，張某享有繼承權是有法律依據的。

二、承認張某享有繼承權并讓其據此分得一部分遺產，這恰好也體現了我國民法所強調的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如前所述，作為喪偶兒媳的張某本無贍養李某的義務，其對李某不盡任何義務都不會受到法律的責難。但她履行了一定的義務，那么在法律上也就應當讓她享有一定的權利。而喪偶兒媳、喪偶女婿在合乎法定條件的情況下享有繼承權，這種中國特有的繼承制度恰能解決這一問題，這即順乎人情，又符合法理。

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條“對被繼承人生活提供了了主要經濟來源，或在勞務等方面給予了主要扶助的，應當認定其盡了主要贍養義務或主要扶養義務。”該條的規定已有一定的滯后性，不適用當前的實際情況。因該解釋出臺時我國尚處于計劃經濟時代，社會保障體制尚不完善，國民的養老問題主要滿足于吃飽穿暖。至于親情贍養、精神慰藉，當時考慮尚少。而如今，社會保障體系日趨完善，老年人生活條件多有改善，他們缺乏的不是物質而是精神慰藉，目前日漸增多的精神贍養案即是明證。本案中，被繼承人李某有收入又有自理能力，其在物質方面的需求并不大。倒是在兒子亡故的情況下，兒媳能去探視，這無異能給其極大的安慰。更何況兒媳承擔了三分之一的贍養義務。是故，應當承認張某享有繼承權并分配給其一份遺產。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不享有繼承權，但享有酌情分得遺產權。理由如下：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喪偶兒媳享有公婆遺產繼承權的法定條件是“對被繼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經濟來源或在勞務方面給予了主要幫助”。具體而言是指經濟上給予老人生活費、醫療費等方面的資助，生活上與老人共同生活，經常照料，把老人日常生活料理的井井有條。并且這種行為具有長期性、經常性。本案中張某的行為顯然沒有達到上述要求。二、張某不享有繼承權，不意味者她的行為在法律上遭到了否定。法律作為評價人們行為的規范，對具有積極意義的行為還是持肯定態度的。我國繼承法第十四條后項規定：繼承人以外對繼承人扶養較多的人，可以分給他們適當的遺產。適用該條，酌情分配給張某部分遺產，同樣體現了我國民法所貫徹的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設若張某與其亡夫有子女，則張某與其子女代位繼承分得的遺產可為三分之一強，設若張某無子女，則其分得遺產可為三分之一弱。這樣，較之張某直接享有繼承權更有利于處理此類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