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據以研究的案例

趙某于2001年3月19日通過拆遷獲得密云縣檀州家園東區*號樓*單元*室樓房1套。2005年8月23日，趙某將該套樓房贈與其子，并在公證處辦理了贈與公證。2005年12月15日，趙某隱瞞已將該套樓房贈與其子的事實，通過中介與范愛芬簽訂房屋買賣協議書，協議約定將該房以16萬元的價格賣給范愛芬，從而騙取范愛芬購房首付款人民幣9.5萬元，已退賠3000元。趙某表示，兒子在得到贈與的房產后，對自己未盡到贍養義務，他就可以拿回來。趙某堅持聲稱自己并沒有騙取范愛芬錢財的目的，因為他認為房子本來就屬于自己所有。

公訴機關向法院提供了相關證據，認定被告人趙某騙取財物數額巨大，提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4條的規定，追究被告人趙某的刑事責任。

二、審理結果

法院經審理認為，趙某無視國法，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并以簽訂房屋買賣協議書為手段，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依法應予懲處。北京市密云縣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趙某犯合同詐騙罪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趙某違法所得應依法追繳。鑒于被告人趙某自愿認罪，對其酌情從輕處罰。據此，根據被告人趙某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判決被告人趙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6個月，罰金人民幣5000元。繼續追繳被告人趙某違法所得人民幣92000元，發還范愛芬。

三、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是在基于自己的錯誤認識的情況下，以為自己仍是房子的處分人才出賣房子的，并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所以，不應構成犯罪，只按一般的民事合同糾紛處理即可。

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人主觀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客觀上隱瞞事實真相，趙某在不具備房屋所有權的條件下與范愛芬簽訂了賣房合同，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也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簽訂合同是假，騙取財物是真，從主客觀上分析其行為已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律霸網小編同意第二種觀點。

四、相關法律問題分析

(一)合同詐騙罪的定義及法律規定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對涉及合同詐騙犯罪領域的問題，我國刑法做了詳盡的闡述與規定。我國1997年新刑法第224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二)對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把握

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兩者有著本質區別。合同糾紛是指當事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所發生的權利義務的爭議，即使有一定的欺詐因素，但目的在于使交易成功。合同糾紛主要是在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是否生效、以及合同的履行是否適當等問題上發生的。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是區別兩者的關鍵。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可以從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能力、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欺詐行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財物處置情況以及未履行合同的原因等幾方面考察。

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合同能力

一般而言，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可以分為完全無履約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完全履約能力三種情況，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加以認定。首先，簽訂合同時完全無履約能力，簽訂之后仍然不具有這種能力，但卻依然隱瞞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當認為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如果簽訂合同時沒有履約能力，但事后又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不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應排除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次，具有完全履約能力，通常不會被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使行為人實際上只履行了一部分，一般也是屬于民事欺詐行為。

2、行為人在訂立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有無欺詐行為

如果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詐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應定為合同詐騙罪。如果有欺詐行為，還須結合其他因素具體分析。通常在簽訂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行為人虛構了事實，但是并沒有影響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主動承擔違約責任的，應當排除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不宜定為合同詐騙罪。

3、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

履行行為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也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存在“騙取錢財”目的的重要客觀依據。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意愿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4、行為人如何處置所得財物

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就應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但如果行為人將取得財物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全部義務，一般也不宜定為合同詐騙罪。

5、行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行為人未履行合同可分為主客觀兩種情況。如果是由于行為人主觀原因造成的,其根本不愿去履行合同，就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成立合同詐騙罪;但如果行為人盡了最大努力去履行合同,只是由于客觀上發生了使其無法預料的情況才導致合同無法履行,則不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合同詐騙罪中對于“利用合同”的理解

合同詐騙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利用合同，即通過簽訂、履行合同的手段予以詐騙。對于“利用合同”詐騙手段的把握對“利用合同”手段上的理解應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利用合同的簽訂與履行。合同簽訂與履行的關系是相互聯系和依存、且有先后順序的過程。在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實際上就是行為人實施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過程，當然也存在合同簽訂階段行為人沒有詐騙故意，而在履行過程中產生的非法占有故意的情形。

第二，必須是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而不能是在其前或者其后。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包括合同一方當事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直至雙方當事人全面適時地完成了合同約定義務的過程。行為只有發生在這一期間，才可認為是在簽汀、履行合同的過程中。

此案中，趙某在不具備房屋所有權的條件下與范愛芬簽訂了賣房合同，一開始根本不準備履行合同，事實上其也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拿到首付款后遲遲不能配合房產過戶，雖然房子本是由趙某所有，但在贈給兒子之后其已經沒有處分權，而其一直隱瞞真相拖延辦理手續的時間，既在合同訂立上及后期履行上都有欺詐行為，也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且趙某之后將錢款揮霍一空，客觀上沒有補救之意，在糾紛發生后雖有悔過，但退回的3000元只是總金額的極小一部分，而且也是在受到追訴后才予以退還的。如此簽訂合同是假，騙取財物是真，從主客觀上分析其行為已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而非簡單的民事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