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知識產權制度效益的前提

公平是效益是實現知識產權制度效益的前提。知識產權制度效益中的公平，更多的情況下由相互制衡的利益之間的平衡來體現。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關系的豐富，制衡公平的因素日益多元化，但其主流至少應包括以下方面1、權利人的投入與收益的平衡

以專利制度為例，專利制度的規則應該使專利權人在以下利益的比較中占有優勢：在使用自己投入研制的創新成果收益與購買他人創新成果的使用收益比較中占有優勢；購買他人創新成果使用收益與使用已經進入公有領域的現有技術的收益的比較中占有優勢；創新成果的市場收益與創新成本及維權成本的比較中占有優勢。當然，這種優勢只需在整體評價中體現，就足以證明專利制度的公平，不排除個案的特殊性。對一個處于市場競爭中的企業來說實現專利權效益最大化的方案自然是專利權原始取得，即自己投入創新，這也是一些有遠見的企業組建強有力的創新機構的根本原因。2、權利人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的平衡

知識產權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權利人的法定權利，而這種法定權利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的“對世權”，即權利的確定和行使是對公眾的一種義務要求和權利限制。知識產權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一直在謀求知識產權權利人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的平衡。早在200多年前，英國早期版權案例的裁決中就反映出對這種平衡的描述：“此案例的裁決對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裁決時我們必須小心謹慎防止兩個同等不利的極端：一是不應剝奪盡心盡力服務于社會的有能力的人應得的榮譽，以及對他們獨創性的勞動的報酬；二是世界不能不改善、技術不能不進步。”如何達到兩種利益平衡至今仍然是知識產權立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40年前有關基本化合物的可專利性的爭論與近20年有關DNA的可專利性的爭論，基本出發點是一致的。爭論的焦點是：如果允許基本化合物結構單元可以有較寬的一般性權利要求，就會阻止技術創新的發展；而將基本的結構單元從專利權保護的范圍中排出，又會損害化學工業。但這種爭論近年在一些發達國家的判例中已經有明確的傾向性的答案。198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動物品種可以授予專利。在這個里程碑式的案例中，聯邦最高法院依據其專利法第101條所反映的“包括世界上由人工制造的任何東西”的思路，突破了動物的非專利性界限。傳統知識產權制度中還包含了許多維持這種平衡的規則：例如，專利法要求發明人精確定義他們的發明的范圍是為了保證專利對繼續發明者留有空間。專利法還通過強制發明人仔細描述發明的特殊細節而作為授予專利的條件，從而使其他人有可能在不違背專利法的情況下閱讀和使用這項技術，從而促進繼續發明；在商業秘密保護法中，通過對反向工程合法性認證完成了最初發明與繼續發明之間的平衡；此外，還有專利法中的“專利權用盡”、“臨時過境”原則，版權法中的“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原則等。這些規則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權利的獨占性對技術的發展可能造成的障礙。

但是，由于在知識產權法律框架的形成初期，人類的創新活動更多的是處于一種無序的、偶發的狀態，因此，激勵創新者的積極性顯得更為重要。知識產權法作為保護智力成果權利人的利益并調節權利人和社會公眾利益的天平，一直是傾斜于權利人的，這種立法思維的慣性一直延續至今。近年來，許多國家的立法和一些國際條約都不斷加大對有關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并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也更多強調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益。這種內聚的、壟斷的權利體系與開放的、公共的新經濟形態的沖突，具體就表現在對社會公眾利益與權利人利益的兼顧與平衡上。過分強調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益，可能為權利人違背公平、濫用權利以至損害公眾利益提供法律借口，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在制度的天平上增加一些社會公眾利益的砝碼，將是確保知識產權法健康發展的有益舉措。3、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利益的平衡

貿易的前提是存在差距：一個地區資源稀缺，才有向這里輸送資源的必要；勞動力便宜，才有在這里建廠的可能。貿易的目的是縮小差距：通過輸送資源改善地區的生存條件，通過建立企業拉動地區的經濟發展。知識產權法所提供的知識產權許可證貿易機制，在理論上也應該與貨物貿易前提和目的一致。當然這首先需要一個共同的前提，即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給予知識產權以應有的保護。知識產權法如何平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問題，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趨勢的增強變得越來越尖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分別有各自的利益所在和利益驅動，其經濟基礎的巨大差異必然導致上層建筑的不同，反映在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對智力成果所提供的保護水平自然也會有所差別。發達國家在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應當顧及競爭對手的合理權益，保留發展中國家合理發展的空間，才能逐步縮小二者之間在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上的差距，進而也縮小經濟的差距。發展中國家在這種制度平衡調節中的合理愿望，決不是某些西方學者所謂“難道發達國家欠了發展中國家什么，而一定要作出補償嗎”之類的狹隘觀點。4、技術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平衡

科學創新的雙刃劍效應人類已有切身感受，在一種創新給人類帶來的恩惠大于災難時，是可以接受的；而與此相反，則這種創新是應該受到遏制的。我們在享受著現代工業的成果，卻沒有意識到它所積累起來的污染對地球是毀滅性的；我們在品嘗著轉基因食物的美味，卻沒有意識到它是對幾萬年自然形成的生物鏈的切割，……而這些對生態的災難性破壞大多是不可逆的。如果指望僅僅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來減小這種危險肯定是力不從心的，但通過知識產權法來反映人類在發展進程中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還是應該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其五，法律規范與道德倫理的平衡。許多學者認為，生物的可專利性會通過遺傳多樣性的損失而威脅人類，最壞的情況是導致克*人的專利。盡管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國家的專利局授予與克*人相關的專利，但已有人為了檢驗美國專利法，申請了人、非人嵌合體專利。人的克隆是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形成挑戰的最前沿的新技術。自從蘇格蘭科學家宣布成功地克隆了羊以來，科學界、法律界和政府都不太清楚下一步該采取什么措施了。科學的探索還有界限嗎？法律可以規制一個技術創新的極限嗎？1996年以來，美國國會已通過法律，禁止使用財政年度撥款來進行將胚胎置于毀滅的危險之中的非治療性研究的任何研究，但這種限制僅僅只能及于政府撥款，而事實上在美國，非政府組織支持的克*人研究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傳統的專利制度并沒有明確將倫理的要求作為專利性的條件之一，協調這一矛盾的辦法要么是制定不同于任何專利法的新法律來禁止克*人，要么改變現行的可授予活的生物體以專利的法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面臨的許多挑戰都來自于生物技術，現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能否適應這種挑戰，還在檢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