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公司法》如何認定涉及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的

公司超過限額的對外投資行為是否有效的問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巳取消了該限制，且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并未規定超額投資的股權轉讓協議即為無效，因此，不能作為協議無效的理由。

案情簡介

原告：人鐵礦地產公司

原告：崔某

被告：樂某

被告：郎某

被告：谷某

2005年3月9日，原告人鐵礦地產公司(注冊資金1000萬元〉、原告崔某與三被告樂某、郎某、谷某簽訂《云南8汽車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8公司”)股權轉讓協議》(以下簡稱“《股權轉讓協議》”)。轉讓協議約定，股權轉讓價款為6400萬元。其中被告一樂某將其持有的占公司注冊資本807。的股權;被告二郎某將其持有的占公司注冊資本157。的股權;被告三谷某將其持有的占公司注冊資本的股權進行轉讓。原告、鐵礦地產公司受讓上述股權的75^;，原告崔某受讓上述股權的259^。

協議簽訂后，8公司股東會作出決議，同意三被告將其持有的8公司的股權轉讓給兩原告，并同意《股權轉讓協議》的其他約定。

2005年3月7日，原告人鐵礦地產公司股東會作出決議，同意受讓三被告持有的8公司1抓的股權。

2005年8月25日、8月31曰，原告人鐵礦地產公司依照《股權轉讓協議》的約定分兩次向被告支付了股權轉讓價款1300萬元。

后三被告向兩原告出具承諾書，承諾于2005年9月10日前完成8公司的股東變更登記手續，否則三被告同意按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承擔違約責任。但承諾書簽訂后，三被告仍未履行其與兩原告共同辦理股東變更登記手續的合同義務，故兩原告特向法院提出訴訟。

各方觀點

原告4鐵礦地產公司、崔某觀點：原、被告轉讓股權簽有協議，雙方應予以遵守。三被告應繼續履行合同，辦理股東變更登記手續并支付違約金1,920萬元和罰息。

被告樂某、郎某、谷某觀點：人鐵礦地產公司違反修改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二條的禁止性規定，對外投資4，800萬元超出了該公司凈資產的509^，故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因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而無效。

法院觀點

本案涉及到一個如何適用新舊公司法的問題，修訂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二條規定了公司對外投資“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但對公司超過該限額的對外投資行為是否有效的問題,該法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2006年1月1日實施的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從維護公司權益及其獨立人格的角度出發，取消了上述限制。因此，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第二條的規定，不應以修訂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二條規定否定《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據此，被告的此項抗辯主張不成立。

律師點評

本案主要涉及股權轉讓過程中新舊公司法適用的問題。根據原《公司法》第十二條條規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該規定出臺的出發點是為了約束公司內部決策者的對外投資活動，避免其不顧市場風險而盲目投資，進而給公司及股東、債權人的利益造成損害。但原《公司法》對違反該“對外投資限額”的協議是否有效的問題并未做出規定，并且即使是在原《公司法》實施的過程中，實踐中的主流觀點也認為，公司對外從事投資活動，與他人簽訂股權轉讓合同的，其效力應依據《合同法》及《民法通則》等法律規定加以認定，只要雙方意思表示真實，且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該股權轉讓活動就應當認定為有效。

《公司法》作為商事法，本質上屬于私法范疇，在股東和公司鈞行為不影響債權人等第三方利益時，法律不應作過多的限制，而應該允許股東和公司根據客觀情況和自己的意愿做出合理安排。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在參考其他國家公司法的相關做法上，從維護公司合法權益以及公司獨立人格的角度出發，新《公司法》取消了對公司對外投資額的限制，將公司對外投資的決定權還原給公司的全體股東，并讓公司根據公司章程的相關約定來進行自主決定。

結合本案來看，當事人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均來自于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該協議已經成立，但是該協議在履行的過程中跨越了修訂前后的《公司法》，對于該股權轉讓協議效力的判斷就涉及到了新舊法律使用的問題。對于本案例所體現的上述法律問題，實踐中曾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釋(一〉》第一條規定，公司法實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審結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為或事件發生在新《公司法》實施以前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本案

雙方當事人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發生在新《公司法》實施以前，應當適用原《公司法》的規定。

第二種意見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釋(一〉》第二條規定,因新《公司法》實施前有關民事行為或者事件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如當時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時，可參照適用新《公司法》的有關規定。而原《公司法》中對于能否以“超過投資限額”為由，否認投資行為的效力問題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本案可參照適用新《公司法》的規定。而新《公司法》對公司的對外投資并沒有限制，因此，應認定股權轉讓合同合法有效。

筆者認為，根據上述分析，即使適用原《合同法》的原理，也不能否定該協議的效力，更何況修改后的新《公司法》巳經取消了該投資限制。因此，對于本案股權轉讓協議是否有效的問題，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即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釋(一〉》第二條的規定，參照適用新《公司法》的規定，認定股權轉讓協議有效，才能更符合法律發展的潮流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