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5）滬高民二（商）終字第129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深圳發展銀行上海外灘支行，住所地上海市中山東二路8號6樓。

　　負責人吳啟平，該支行行長。

　　委托代理人傅鼎生，上海市中信正義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周冬蕾，深圳發展銀行上海分行職員。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寶藝鋼鐵物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牡丹江路1358-1368號。

　　法定代表人吳海東，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顧偉，上海市恒誼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上海寶立金屬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寶山區聯水路161號。

　　法定代表人朱鳴，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嚴韻輝，上海寶鋼集團公司法律部職員。

　　委托代理人高前和，上海市前和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深圳發展銀行上海外灘支行（以下簡稱“深發展銀行”）因與被上訴人上海寶藝鋼鐵物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藝公司”）、原審被告上海寶立金屬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立公司”）不當得利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4）滬二中民三（商）初字第78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5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5年7 月12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深發展銀行的委托代理人傅鼎生、周冬蕾，被上訴人寶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顧偉，原審被告寶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嚴韻輝、高前和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2001年10月10日，寶立公司向案外人上海申營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申營公司”）簽發兩張商業承兌匯票，金額分別為人民幣650萬元、人民幣500萬元，共計人民幣1，150萬元，匯票到期日均為2002年4月10日。 2001年10月31日，申營公司持上述兩張匯票向深發展銀行申請貼現，并與深發展銀行簽訂了貼現貸款合同，寶藝公司和案外人沈德興亦與深發展銀行簽訂了貼現貸款保證擔保合同，同意為上述貼現貸款提供連帶責任的保證。同時，寶藝公司還在兩張匯票的粘單上承諾“愿為被保證人按期支付深發展銀行商業承兌匯票貼現款項提供保證擔保”。之后，深發展銀行按約將貼現貸款發放給申營公司。

　　2002年4月10日，上述兩張匯票到期后，深發展銀行向寶立公司的開戶銀行提示付款，因寶立公司的帳戶已被凍結而遭退票。深發展銀行遂以票據糾紛為由向法院起訴寶藝公司、寶立公司以及申營公司、沈德興，要求寶立公司支付兩張匯票的票款人民幣1， 150萬元及其利息；寶藝公司、沈德興、申營公司承擔擔保責任。

　　在該案審理中，深發展銀行與寶藝公司于2002年9月5日達成庭外和解協議，約定：由寶藝公司作為貼現擔保的保證人承擔人民幣575萬元及逾期欠息人民幣20萬元（總計人民幣595萬元）的還款責任，其余部分深發展銀行另行處理，協議自撤訴核準日生效。同月9日，深發展銀行又與寶立公司達成庭外和解協議，約定：由寶立公司支付人民幣575萬元，作為寶立公司全部履行兩張票據人民幣1，150萬元的償還責任，寶立公司在支付上述款項的同時，深發展銀行向寶立公司交付其持有的兩份票據，深發展銀行在收到上述款項后，視為兩份票據的權利、貼現業務（包括貼現合同）的權利已全部實現。

　　寶立公司于上述和解協議簽訂的次日（ 9月10日），支付給深發展銀行人民幣575萬元，深發展銀行則將兩張匯票交還給寶立公司，并向法院申請撤回起訴。9月18日，法院裁定予以準許。9月 30日，寶藝公司為履行9月5日的和解協議，用案外人簽發的、金額為人民幣595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向深發展銀行申請貼現，并將獲得的貸款歸還深發展銀行。寶藝公司為履行該貼現貸款的償還義務，共計支付深發展銀行本息人民幣6，099，148.96元。

　　2004年2月24日，寶藝公司提起本案訴訟，認為寶立公司作為票據主債務人未履行付款義務，寶藝公司在承擔票據保證責任后依法對寶立公司擁有追索權，故以票據追償權糾紛為由，請求判令寶立公司支付其已承擔的款項共計人民幣6，099，148.96 元。一審法院在審理中，追加深發展銀行為本案第三人。之后，寶藝公司認為深發展銀行從寶藝公司收取款項不符合和解協議約定，缺乏法律依據，屬于不當得利，遂變更深發展銀行為被告，并在庭審中明確以不當得利為由，要求深發展銀行與寶立公司共同承擔人民幣6，099，148.96元的還款責任，后寶藝公司又將訴訟請求的金額變更為人民幣595萬元。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一、深發展銀行在行使追索權的過程中，有無不當得利的情況存在；二、寶立公司是否應承擔還款責任。

　　一、關于深發展銀行是否存在不當得利的問題。

　　原審法院認為，深發展銀行在與寶立公司簽訂的和解協議中約定，寶立公司支付一半的票款后，即視為深發展銀行的兩份票據權利、貼現業務權利已全部實現。從該約定的意思表示來看，深發展銀行實際是放棄了其對寶立公司的另一半的債權。如果深發展銀行認為和解協議的表述與其真實意思不符，那么也僅是深發展銀行單方面有此真意，是其一方的真意保留（又稱單獨虛偽表示）。由于深發展銀行與寶立公司簽訂和解協議時，并未將其與寶藝公司簽訂的和解協議內容告知寶立公司，寶立公司對深發展銀行并非免責的意思表示并不知情，事后亦未予以認可，因此，深發展銀行的真意保留無效。寶立公司與深發展銀行間的和解協議應當認定為深發展銀行放棄了自己的部分權利，免除了寶立公司的一半還款義務。當其將匯票交還給寶立公司時，其票據權利實現。由于票據權利因已實現而隨之消滅，票據原因債權也隨之消滅，不論是依據票據關系還是依據原因關系，深發展銀行均無權再向任何債務人（包括擔保人）主張權利。深發展銀行與寶藝公司間的和解協議，因深發展銀行返還票據給票據第一債務人寶立公司的行為而失去了效力，深發展銀行在票據權利實現后再收取寶藝公司的還款缺乏法律依據，屬于不當得利，應當予以返還。

　　二、對于寶立公司是否應承擔責任的問題。

　　原審法院認為，寶立公司與深發展銀行之間的和解協議符合法律規定，寶立公司按約履行了還款義務，并依法收回了票據，其票據義務已履行完畢，寶立公司在履行義務的過程中沒有因此多獲得利益。同時，由于寶立公司并不是在明知深發展銀行已向寶藝公司追償的情況下，而故意與深發展銀行約定只需支付一半票款即視為履行了全部票據義務，因此寶立公司對深發展銀行收取寶藝公司的還款不具有過錯。故寶藝公司要求寶立公司共同承擔不當得利的還款責任缺乏依據，不予支持。

　　據此，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委會討論決定，判決：深發展銀行返還寶藝公司人民幣595萬元；對寶藝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訴訟費由寶藝公司和深發展銀行分擔。

　　上訴人深發展銀行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出上訴稱：一、一審嚴重違反程序，引導、放任被上訴人寶藝公司任意增加、變更訴訟請求，卻并未給予上訴人相應的答辯期和舉證期，偏袒一方當事人，嚴重損害了上訴人的訴訟權利。二、一審法院事實認定不清，認定上訴人應返還不當得利沒有依據。上訴人已向匯票付款人寶立公司行使付款請求權，在行使付款請求權未果時，上訴人又向被上訴人寶藝公司行使原因債權，獲得部分還款承諾后，接著對剩余部分向票據債務人寶立公司行使票據追索權并達成和解協議，實現了全部債權。從中可看出，本案不存在一審判決所述的“真意保留”，上訴人和寶立公司之間的和解協議并無免除寶立公司作為票據債務人全部責任之文義，非免責協議。一審認定上訴人已免除了寶立公司部分還款責任的論斷錯誤，混淆了權利的處分和權利的實現及行使的法律概念。上訴人通過兩份和解協議實現自己的權利，屬行使權利的方式，且上訴人實現人民幣1，150萬元債權并未多獲分文，未損害他人利益，合法合理，不存在不當得利。故一審認定顯然錯誤。三、鑒于一審認定事實和法律推論的錯誤，相應地，一審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二條不當得利規定，判決上訴人返還人民幣595萬元，顯屬適用法律不當。本案的起因實際是包括出票人寶立公司、申請貼現人申營公司等在內的債務人不誠信、不履行債務所引起，故上訴人不應承擔返還責任。綜上，上訴人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其不承擔責任。

　　被上訴人寶藝公司答辯稱：一、一審法院程序合法，并無不當。被上訴人在一審階段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是被上訴人的訴訟權利，且被上訴人在一審階段增加訴請是由于案件事實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被上訴人尚未知曉和掌握的新的事實才導致了訴請的變更。而且，一審法院在訴請變更后多次詢問上訴人深發展銀行是否有新證據，是否需要舉證期和答辯期，上訴人深發展銀行均明確表示沒有新證據，不需要舉證期和答辯期，但上訴人深發展銀行在二審中卻予以否認。二、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上訴人采取欺騙的方法分別與寶立公司和被上訴人寶藝公司簽訂和解協議，使協議相對方不明真相，以此達到收回款項的目的。被上訴人寶藝公司簽訂的和解協議雖在前，但生效是在法院裁定準予上訴人深發展銀行撤訴后。而寶立公司的和解協議雖簽訂在前述協議之后，但履行付款義務的時間早于被上訴人寶藝公司，在深發展銀行將兩張匯票交還給寶立公司后，雙方約定的權利義務已履行完畢，亦消滅了被上訴人寶藝公司行使追索的權利。故被上訴人寶藝公司簽訂的和解協議也根本不應該生效或履行。上訴人深發展銀行收取的人民幣595萬元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的，明顯是不當得利。請求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原審被告寶立公司答辯稱：一、一審并不存在程序違法的問題。二、上訴人深發展銀行與寶立公司和解協議中明確，上訴人深發展銀行收到寶立公司人民幣575萬元后，視為其權利已得到實現。故上訴人深發展銀行主張不當得利是不合法的。三、上訴人深發展銀行僅將寶藝公司作為被上訴人，對寶立公司不承擔責任的判決部分沒有上訴，說明其對原審該項判決是認可的。

　　本院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屬實，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當事人爭議的主要問題是，上訴人深發展銀行在向被上訴人寶藝公司、寶立公司追索債權過程中是否獲取了不當得利，以及被上訴人寶藝公司在承擔了部分還款責任后是否仍享有對寶立公司的追索權？本院認為，雖然系爭兩份和解協議是單獨簽訂的，但上訴人深發展銀行作為債權人分別簽訂兩份和解協議，并依此分別向寶立公司和被上訴人寶藝公司取得各一半的還款份額，并不違反法律規定，應認定為有效。鑒于上訴人深發展銀行分別與出票人寶立公司和票據保證人寶藝公司單獨簽訂和解協議，故被上訴人寶藝公司雖是票據債務和貼現貸款的擔保人，但其簽署的和解協議是獨立于寶立公司的協議，其債務基礎已實際變化為具有獨立性的債務合同。上訴人深發展銀行最終取得人民幣1，150萬元是基于兩份和解協議約定的內容，而不再是票據基礎，故兩份和解協議是上訴人深發展銀行行使請求權的基礎，本案債權基礎已從票據債權轉變為普通合同債權。上訴人深發展銀行在與寶立公司和解協議中所約定的“收到款項后，視為兩份票據的權利、貼現業務的權利全部實現”的文義，應理解為：寶立公司支付了一半款項后，上訴人深發展銀行不再就其余債權向寶立公司主張，但并未剝奪、也無剝奪被上訴人寶藝公司在履行協議約定義務后對寶立公司享有追償的權利。故系爭約定內容并不產生上訴人深發展銀行免除被上訴人寶藝公司債務的后果，被上訴人寶藝公司按約支付后，可以再向寶立公司追償。上訴人深發展銀行上訴稱“協議無免除寶立公司作為票據債務人全部責任”的解釋，應是其簽署系爭條款時的真實意思，即并沒有放棄一半的債權。上訴人深發展銀行從票據出票人和擔保人處各拿一半，僅是保障其債權全部實現的技術處理。上訴人深發展銀行盡管分別簽訂了兩份和解協議，但其從寶立公司和被上訴人寶藝公司取得的款項，在正當債權數額范圍之內，并非額外獲利。鑒此，上訴人深發展銀行不必再返還已收回的正當債權，被上訴人寶藝公司可就其已承擔部分責任的事實，另行向其余債務人追償。此外，關于上訴人深發展銀行所提出的一審法院程序違法的訴稱，因其在一審階段并未就相關程序問題提出異議，在二審階段亦未提供相關證據加以佐證，故本院不予采信。

　　綜上所述，上訴人深發展銀行依據兩份和解協議分別向寶立公司和被上訴人寶藝公司主張債權，不存在不當得利。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二條關于不當得利的規定，不適用于本案事實。原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本院予以改判。據此，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以及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并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4）滬二中民三（商）初字第78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上海寶藝鋼鐵物資有限公司對深圳發展銀行上海外灘支行的全部訴訟請求。

　　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40，506元、財產保全費人民幣31，016元，共計人民幣71，522元；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40，506元，均由被上訴人上海寶藝鋼鐵物資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宋 航

　　代理審判員 ?熊雯毅

　　代理審判員 ?唐滬軍

　　二OO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書 記 員 ?王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