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6）滬高民三（知）終字第1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海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區朱涇鎮羅星南路180號。

　　法定代表人史傳剛，經理。

　　委托代理人史仕平，該公司職工。

　　上訴人（原審被告）郭佳，男，1978年3月31日生，漢族，住上海市虹口區吳淞路116號。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天狐禮品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區馬陸鎮嘉戩公路688號。

　　法定代表人鄒倩，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李福強，該公司法律顧問。

　　上訴人上海海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郭佳因侵害商業秘密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5）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8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5年1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6年2月10日依法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上海海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史仕平、上訴人郭佳、被上訴人上海天狐禮品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福強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審理查明：原告天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14日，經營范圍包括：日用百貨、辦公用品、工藝禮品（除金銀）等。被告海晟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23日，經營范圍包括：文化用品、教育儀器、辦公用品、日用百貨、工藝品（除金銀）等。2004年2月1日，原告天狐公司與被告郭佳簽訂《勞動合同》，合同有效期間為2004年2月1日至2005年1月31日，郭佳在天狐公司擔任業務員工作。該《勞動合同》約定：員工應保守公司商業秘密，不得利用公司的商業秘密和資源為本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謀取不正當的經濟利益。此后，郭佳于2004年6月從天狐公司處離職。2004年4月，郭佳通過天狐公司員工李小北的電子郵箱與英國英中貿易協會上海代表處（以下簡稱英中上海代表處）聯系定制護照夾、名片夾、徽章、領帶的業務。2004年7月7 日，被告海晟公司與英中上海代表處簽訂《購銷合同》，合同約定訂購的產品包括護照夾430只，名片夾920只，領帶44條，徽章1，300只，合同總價款人民幣92，070元。合同簽訂后，英中上海代表處向海晟公司支付貨款人民幣46，035元。該筆貨款以支票形式支付，由郭佳代海晟公司至英中上海代表處領取。2004年7月23日，原告天狐公司與英中上海代表處簽訂《購銷合同》，該合同約定訂購的產品、數量、價格均與英中上海代表處和海晟公司簽訂的《購銷合同》的內容一致。英中上海代表處與天狐公司簽訂的合同還在貨款結算方式（第六項）項下作了特別說明：1、英中上海代表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郭佳與海晟公司以欺騙手段獲取訂貨合同，但英中上海代表處的真實意向是與天狐公司合作簽約。2、英中上海代表處已付給郭佳及海晟公司的款項不需重付，該部分款項抵作天狐公司的預付款。合同第七項補充條款還載明：該合同簽訂之日，英中上海代表處不再履行其與郭佳及海晟公司簽訂的合同，由于該合同可能引起的英中上海代表處與郭佳及海晟公司之間的違約責任，由天狐公司承擔。

　　庭審中，被告郭佳向原審法院陳述，其與被告海晟公司簽訂過《兼職員工工作合約》，合約載明的工作期限是2003年12月20日至2004年12月20日，他也確實到英中上海代表處領取過金額為人民幣46，035元的支票，該支票是英中上海代表處支付給海晟公司的。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中，原告主張其與英中上海代表處就定制護照夾、名片夾、領帶、徽章等物品進行洽談，雙方欲簽訂合同過程中形成的信息，包括交易的商品、數量、價格、對象等內容是原告享有的商業秘密。上述信息是原告與其特定的客戶，就某項特定的業務進行洽談而形成的信息，直接與原告的競爭優勢及經濟利益相關，原告為此也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他人無法從公開渠道獲悉上述信息，因此原告主張的經營信息符合法律規定的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應當受到法律保護。被告郭佳曾是原告的員工，并在原告處工作期間掌握了原告的商業秘密。事實上，被告郭佳除為原告工作外，同時又為被告海晟公司工作。最終與英中上海代表處簽訂《購銷合同》的并非原告而是海晟公司，對此，郭佳是知情的。而英中上海代表處認為其真實意向是與原告簽訂合同，并認為被告郭佳及海晟公司相互串通，欺騙了英中上海代表處，才致使英中上海代表處與海晟公司簽訂了合同。事后，英中上海代表處不再履行其與海晟公司的合同，與原告簽訂了合同。對于上述情況兩被告均未遞交任何證據進行反駁。尤其是被告海晟公司，未到庭參加訴訟，也未遞交證據說明其與英中上海代表處簽訂合同的緣由及經過。因此，綜合上述因素，根據現有證據，原審法院認為被告郭佳向被告海晟公司披露了其所掌握的原告的商業秘密，被告海晟公司明知上述情況，仍使用了郭佳披露的信息，故兩被告的行為均侵犯了原告的商業秘密，依法應當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原告在本案中主張的損失是由于兩被告實施侵權行為，而致使原告履行其與英中上海代表處簽訂的《購銷合同》的義務后，少收的合同款項人民幣46，035元，該筆款項確系兩被告的侵權行為致使原告遭受的損失。因此，原告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與法律依據，可予支持。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二十條之規定，判決：被告海晟公司、郭佳共同賠償原告天狐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46，035元。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851元，由海晟公司、郭佳共同負擔。

　　判決后，海晟公司、郭佳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上訴費由被上訴人承擔。兩上訴人的主要上訴理由為：第一，被上訴人將上訴人海晟公司的經營地址誤寫為政旦東路38號，致使海晟公司未及時收到一審開庭通知而未到庭參加訴訟，上訴人被原審法院誤判。第二，被上訴人天狐公司未與郭佳簽訂正式勞動合同，未注銷郭佳的勞動手冊，致使海晟公司與郭佳簽訂兼職勞動合同時，不知道郭佳是天狐公司職工。第三，海晟公司與英中上海代表處之間具有規范的供銷合同，并非被上訴人所稱系郭佳謊稱避稅騙來的。被上訴人的主張缺乏依據，海晟公司與天狐公司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有常識的人應當知道不可能是一家公司。英中上海代表處亦同意將原支付的人民幣46，035元補償給海晟公司。第四，被上訴人與英中上海代表處所簽合同侵犯了海晟公司的合法利益，應屬無效合同，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第五，被上訴人因商業秘密泄露而受到的損失，和海晟公司無必然聯系，海晟公司主觀上不可能唆使兼職員工郭佳盜取被上訴人的商業信息而非法獲利。英中上海代表處支付海晟公司的貨款是英中上海代表處與海晟公司間的事，被上訴人主張該定金為其所有缺乏依據。第六，海晟公司在整個合同期間沒有任何獲利，不可能賠償被上訴人的損失，上訴人收到的貨款已經被加工單位即上海濤波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濤波公司）作為定金沒收處理了。第七，被上訴人先后向嘉定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嘉定區法院、二中院起訴過上訴人違反勞動合同、泄露商業秘密，都以敗訴結局。

　　被上訴人天狐公司答辯稱：第一，上訴人第一點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在被上訴人向原審法院起訴前，已經向嘉定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嘉定區法院以及二中院就勞動爭議提起仲裁和訴訟，上述案件中上訴人海晟公司的地址均為政旦東路38號。第二，郭佳與被上訴人之間具有勞動關系，郭佳系經被上訴人授權后與英中上海代表處進行了近半年的洽談，后郭佳與海晟公司串通，把屬于被上訴人的經營秘密告知海晟公司，騙取了英中上海代表處的信任，兩份合同的產品名稱、規格、數量、價格完全相同。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法應予維持。

　　二審中，上訴人海晟公司、郭佳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證據材料：1、2004 年7月9日海晟公司與濤波公司簽訂的《購銷合同》一份，2004年8月2日海晟公司出具的《證明》一份，欲證明海晟公司完全按照正常業務渠道處理與英中上海代表處的業務，收到的貨款也已轉到加工單位濤波公司；2、上海市嘉定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嘉勞仲（2004）辦字第424號裁決書、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2005）嘉民一（民）初字第210號民事判決書、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5）滬二中民一（民）終字第918號民事判決書，欲證明被上訴人起訴海晟公司違法用工和伙同郭佳騙取其商業秘密不成立。

　　對兩上訴人提供的上述證據材料，被上訴人認為：對證據材料1的真實性無法進行判定，《購銷合同》是海晟公司與濤波公司之間的貿易往來關系，與本案無關，該組證據材料并不影響海晟公司使用欺詐手段與郭佳串通這一事實的成立；對證據材料2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這三份文書均是針對郭佳違反勞動合同的裁決和判決，且是由于被上訴人超過仲裁時效而未作實體審查，不能證明上訴人的觀點。

　　本院認為，兩上訴人提供證據材料1中的《購銷合同》并不能證明海晟公司系通過正當渠道獲得被上訴人享有商業秘密的有關信息，該材料與本案系爭的侵害商業秘密糾紛并無關聯；《證明》由上訴人海晟公司出具，屬于當事人陳述，無其他證據材料佐證的情況下，其真實性不能予以確認。證據材料2的相關文書是上海市嘉定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超過勞動爭議仲裁時效而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郭佳之間的勞動爭議作出的裁決與判決，并不能證明上訴人關于上訴人并不侵害被上訴人商業秘密的事實主張。綜上所述，對兩上訴人提供的上述證據材料，本院均不予采信。

　　被上訴人天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證據材料。

　　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將海晟公司與英中上海代表處簽訂的《購銷合同》中約定的定購領帶的數量誤寫為44條，實際應為440條，本院對此予以糾正。原審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三款之規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本案中，被上訴人天狐公司在與英中上海代表處進行合同洽談過程中形成的商品名稱、數量、價格、交易對象等信息，他人無法從公開渠道獲得，能為被上訴人帶來經濟利益，且被上訴人對此亦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故上述信息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