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人民法院報紙的“法官聲明”頁面刊登了“為了免除刑事責任，犯罪嫌疑人的親屬向被害人出具了一張借據——這一行為是否構成民間借貸”（以下簡稱“王”）。在多次催促張的父親償還借據余額后，受害人李向法院提起訴訟。筆者基本同意王沒有民間借貸的分析判斷，但他認為本案不屬于債務轉移的觀點值得懷疑。從債務理論的角度來看，債務轉移是指債權人或債務人與第三方達成協議，將全部或部分債務轉移給第三方的法律行為，也稱為債務承諾，包括兩種形式的豁免和并存的債務承諾。債務的有效性和可轉讓性是債務承諾是否有效的關鍵。如果轉讓的債務根本不存在或違反強制性法律規范無效，則債務承諾自然不成立或無效。王認為，本案未成立債務轉移的主要原因是“張與原告之間存在刑事法律關系，不存在債務轉移所需的債權人、債務人和第三人，不符合債務轉移的規定”，王忽視了欺詐刑事法律關系所附帶的民事法律關系。從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和司法實踐來看，詐騙犯罪給被害人造成的財產損失，一般不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是通過追回贓物或返還贓物和賠償來解決，否則被害人將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財產損害賠償。由此可見，被害人李與張之間除了存在詐騙的刑事法律關系外，還存在著民法保護的財產損害賠償債務。雖然在刑法意義上，在犯罪嫌疑人的請求或同意后，親友協助返還贓物并給予賠償被視為犯罪嫌疑人本人的行為，但從民事規范的角度來看，協助返還贓物并給予賠償符合債務轉移的法律屬性。從債務的可轉讓性來看，它既不是強制性法律規范所禁止的，也不屬于性質上不可轉讓的債務，也不屬于當事人特別約定的債務。因此，張父親在本案中發行借據的行為屬于債務轉移，具有法律效力。李、張和張的父親分別是債權人、債務人和第三方，王*的理由無法成立。筆者認為，在對張是否應當退出債務法律關系沒有明確約定的情況下，從有助于保護被害人李權利的角度來看，應當承認本案成立并承擔共存債務，而張的父子對本案債務轉移成立后的還款承擔連帶責任，是否存在其他影響合同效力的因素？據王介紹，張是否因詐騙罪被追究刑事責任只能由司法機關決定，而不是由受害人李和張的父親決定。李接受張父親的借據，并承諾不追究張的刑事責任，這不符合法律，不應受到法律保護。這種觀點是否妨礙債務承擔合同的效力，取決于如何理解三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在張因詐騙案被捕的情況下，張的父親開具借據的動機與其說是“免除刑事責任”，不讓張承擔刑事責任，不如說是張的父子主要害怕刑事制裁或悔過，修復受損的合法權益，希望寬大處理。他與被害人李承諾不追究張的刑事責任，反映了理解的真實意圖，這符合刑法的宗旨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另一方面，在承認和鼓勵協助返還贓物和賠償的同時，以當事人的意思表示非法為理由，機械地理解和否定本案中借據的有效性，也違反了刑法的精神和政策，在本院刑事判決考慮到本案借據、李的承諾和部分返還情節的情況下，張取得了積極的刑法利益，也符合張父子的真實原意，張的父親拒絕支付余款，理由是他的兒子仍在被追究刑事責任，屬于承擔債務后的違約行為，違反了權利義務對等和誠實信用的原則，不應得到法院的支持。還應注意的是，如果在公安機關發現犯罪行為之前，被害人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為由，從犯罪人或其親屬那里獲得超出財產損失范圍的非法利益，則是非法的，可能涉嫌犯罪，應單獨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