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行政訴訟作為社會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解決社會矛盾特別是官民糾紛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之一，就是努力追求和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合理多樣的爭端解決機制，通過協商、對話和有效溝通，及時解決爭端和沖突。這種和諧應該充滿活力、差異性和多樣性，不斷探索解決新問題的新途徑、處理新矛盾的新舉措。為適應新形勢的發展，有必要在行政訴訟中引入調解制度，加大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援助力度。（2）平衡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需要。我們應該承認，在調解過程中，行政機關確實可能利用其有利地位，威脅、恐嚇甚至欺騙原告，迫使原告妥協，或者以犧牲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代價，換取原告撤訴。然而，行政訴訟調解并不是無原則的調解。調解由人民法院主持。人民法院在調解過程中，可以采取思想疏導和法制教育等方式，方便當事人達成和解。調解雖然建立在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基礎上，但也是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訴訟調解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與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結合。在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主持調解過程，可以有效避免調解結果損害當事人利益或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正因為如此，現行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禁止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進行調解，使得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完全脫離了人民法院的審查范圍，往往容易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社會公益造成損害雙方的利益。相反，行政訴訟協調和解制度的建立可以平衡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3） 推進行政訴訟協調法制化的必要性。

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行政訴訟撤訴率一直居高不下。據統計，2005年至2009年，我國行政訴訟撤訴率高達30%以上。這種情況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學者們通常將原告撤訴分為“正常撤訴”和“非正常撤訴”。所謂“非正常撤訴”，其共同特點是原告對被起訴的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異議，原告撤訴不是自愿的，而是受到外力的影響；撤訴過程中原告權益得不到保護；法院對原告的撤訴申請“開綠燈”，不僅忽視了對原告撤訴申請的審查，而且動員原告撤訴，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撤訴”。實踐中，存在著行政主體與原告進行庭外交易換取原告撤訴的“和解”情形，即被告變更具體行政行為，原告申請撤訴。這種變相的“和解”顯然違背了“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的原則，但幾乎沒有一家法院在審查撤訴申請后作出不撤訴的裁定。這種情況不僅損害了法律的權威，破壞了法治的統一，而且侵害了公眾或個人的利益。如果行政訴訟協調合法化，可以減少這種情況。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