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的困難在于他們是“后來者”。當他們到來時，世界被“開拓者”所分裂p>

1。不完全競爭規制機制上述知識產權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影響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同樣重要。更重要的區別在于，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可能會比發達國家為“錯誤”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有完善的競爭規制機制，可以保證任何壟斷權都不會過度影響公共利益。例如，在美國和歐盟，這些制度特別嚴厲和完善，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遠遠不夠。后者容易受到不利知識產權制度的損害。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完善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使之與本國的具體法律制度和經濟狀況相適應。缺乏當地技術能力

由于發展中國家缺乏人力和技術的先決條件，知識產權對其發明幾乎沒有激勵作用。知識產權不利于刺激研究和造福窮人，因為即使開發和生產專利產品，窮人也買不起。他們還認為，知識產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模仿和學習科學技術的機會，外國企業可以通過獲得專利保護把本國企業趕出國內市場，用進口產品占領國內市場。此外，知識產權增加了基本醫療和農業投資的成本，特別是對窮人和農民而言，發展中國家發展本國技術能力已被證明是經濟增長和減貧的關鍵決定因素，就像他們之前的發達國家一樣。這種能力決定了這些國家吸收和應用外國技術的水平。許多研究認為，決定技術轉移成功與否的最明顯的單一因素是當地技術能力能否盡快形成。（2）知識產權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影響。知識產權制度對網絡資源的保護。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家有很多機會通過互聯網獲得信息，但由于資源限制，這些信息無法通過印刷媒體獲得。然而，他們擔心，旨在防止廣泛盜版的加密技術（或“數字版權管理”）將使他們通過互聯網比通過印刷媒體使用信息更加困難。現在，他們可能被拒絕訪問某些受保護的數據，或者他們可能沒有足夠的機會接觸到它

至于印刷媒體，版權法有“合理使用”的規定，而且媒體的性質也允許多種使用。用戶可以從圖書館借閱，也可以向他人借閱，還可以在書店瀏覽（買不買）。至于互聯網上的信息，用戶必須付費，因為技術上允許他們寫密碼或采取其他手段拒絕他人使用，甚至瀏覽。盡管互聯網的“初衷”是免費使用，但越來越多的含有有價值資料的網站正在收費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限制他人使用。此外，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DMCA）和歐洲《數據庫指令》（database directive）的一些規定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的要求相去甚遠，知識產權制度可以促進對重大疾病或新作物的研究，這對發展中國家非常重要，但只有發達國家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同時，它也會阻礙這些研究，因為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可以通過大力推動一些主要有益于它們的研究，從全球問題的研究中轉移知識資源。根據發達國家的做法，發展中國家的知識或遺傳資源可以獲得專利，而無需事先安排分享這些資源的商業利益。有時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出口會因為這種知識產權保護而受到限制。（3）發展中國家的被動局面。被迫提供“保護”

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許多持續的壓力，要求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提高其制度體系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這些數字基于許多有爭議的假設，沒有什么具體意義。但是，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實施專利制度對專利權人是相當有利的。這些專利擁有者主要在發達國家，而這種受益的基礎是受保護技術和產品的用戶流失，這些用戶主要在發展中國家。2001年，美國特許權使用費和酬金（主要與知識產權交易有關）的凈盈余從1991年的140億美元增加到220多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字，1999年發展中國家因特許權使用費和許可證費而出現的赤字為75億美元（4）發展中國家應對措施的成功范例。他們利用知識產權的弱化形式來適應自己發展階段的特定環境。他們認為廢除知識產權保護可以鼓勵技術轉讓和科技學習，在臺灣和韓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階段，即1960年到1980年的過渡時期，雙方都強調了模仿和復制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發展地方經濟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韓國1961年通過專利法，但該法的保護范圍不包括食品、化學品和藥品，專利保護期只有12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特別是美國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提起訴訟后，韓國的專利法才得以修訂，盡管它仍然不符合《TRIPS協定》的標準。臺灣的情況也差不多

人們普遍認為，印度1970年專利法中知識產權保護的弱化，是印度醫藥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印度是低成本非專利藥和散裝中成藥的生產國和出口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