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春，社會各界開始關注拐賣兒童的問題。一些學者公開呼吁，開展解救拐賣兒童的社會行動。其實，早在1991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就通過了未成年人保護法，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對這一法律進行了修訂。這部法律對未成年人的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作出了非常明確的規定。社會上之所以仍然存在拐賣兒童的現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執法過程中存在死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教授今天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我國拐賣兒童犯罪行為之所以猖獗，根本原因就在于執法機關各自為政。

其實，近年來，不僅民間打拐的聲勢很大，各級公安機關也積極開展打拐專項行動。例如，從2009年4月9日開始，公安部在全國開展了打擊拐賣兒童、婦女專項行動。截至當年5月25日，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拐賣兒童案件360起，解救被拐賣兒童447人。而這只是歷次專項行動成果的一個縮影。打拐專項行動對于被拐兒童和父母無疑是個福音，但專項行動畢竟不是常態。“周期性開展的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專項行動，不能從根本上遏制犯罪行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由戶籍管理部門、交通管理部門、城市市容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聯合采取行動，對未成年人實行嚴格的登記制度，明確未成年人父母的監護責任，強化執法機關的保護責任。凡是發現未成年人從事不法活動的，立即登記注冊，并且通知其監護人履行監護責任;凡是發現未成年人被挾持的，執法機關應當立即解救，并送到專門的機關加以看護。只有充分發揮執法機關的協調作用，才能有效地打擊拐賣兒童的犯罪活動。

民間打拐固然重要，但關鍵是要充分發揮戶籍管理和城市管理執法機關的作用，讓他們在工作中重點關注有關兒童的信息，禁止利用兒童沿街乞討，從源頭切斷拐賣兒童的流水線。

“當前在我國執法體系中存在兩個死角：一個是戶籍管理部門沒有全面掌握未成年人的活動情況，對未成年人的管理實際上處于失控狀態;一個是城市執法機關只負責打擊成年人犯罪活動，對未成年人從事乞討、盜竊行為的，一律罰款處理。這就使得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公開利用未成年人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強調的家庭、學校、社會、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的責任，似乎是面面俱到。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在許多領域、許多環節責任主體不清。法律應當突出執法機關的責任，利用現有的執法網絡，建立一個保護未成年人的系統。”喬新生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執法機關特別是戶籍管理機關和城市管理機關的責任。如果在本轄區內出現了拐賣兒童的犯罪現象，那么，戶籍管理機關和城市管理機關的負責人應當承擔首要的責任。如果在轄區內出現利用拐賣兒童從事乞討、盜竊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城市管理機關應當及時加以處理，并且對兒童采取強制保護措施。如果城市管理機關執法人員對拐賣兒童的行為充耳不聞、視而不見，致使未成年人的權益受到損害的，城市管理機關的負責人應當引咎辭職，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活動中，應該強化行政執法機關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也才能從根本上遏制拐賣兒童的犯罪活動。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問題上，千萬不能轉移公眾的視線，更不能以損害公民個人隱私為代價解救被拐賣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