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法域自主立法模式更為苛刻的法律沖突現狀甚至不容許點對點”的雙邊協議模式有存在的空間，迫使各法域不得不采取萬不得已的做法，即由各法域自主立法來應對來自彼法域的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請求。應當看到，內地和香港、澳門兩兩之間采取雙邊協議模式，甚至多邊協議模式來承認和執行彼此仲裁裁決并不存在非常嚴苛的障礙，主要障礙還是來自于處于政治孤立中的臺灣地區。而目前臺海局勢的微妙更加劇了臺灣地區和其他三法域之間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難度，任何過于樂觀地估計仲裁裁決比較法院判決更加容易得到臺灣地區的承認和執行的觀點都忽略了政治因素對地區政治法律生活進行干預的影響和能力。具體而言，采取各法域各自自主立法的模式主要有三種情況：其一，內地與臺灣地區之間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分別按照兩岸各自仲裁立法。即臺灣地區以1992年9月頒布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系條例”和1997年、1998年5月兩次對條例的修訂為承認和執行內地仲裁裁決的依據；內地則以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行的《關于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民事判決的規定》為承認和執行臺灣地區仲裁裁決的依據。其二，臺灣與香港、澳門地區之間承認和執行彼此仲裁裁決方面，臺灣與澳門之間基本沒有這方面的司法協助，臺灣與香港之間有一些協作關系，這種司法協助是建立在互惠基礎上的，只能參照各法域各自的立法。其三，香港和澳門之間承認和執行彼此仲裁裁決方面，也分別依照香港的《仲裁條例》和澳門政府第55／98／M號法令頒布的1998年《涉外商事仲裁專門制度》以及第55／99／M號法令頒布的1999年《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由上可見，在我國區際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中，四大法域兩兩之間仍然是以各自立法為主要方式來開展的，目前只有內地與香港、澳門兩地存在仲裁裁決承認和執行方面的安排，可以預見，內地、香港和澳門三地很有可能在短期之內以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安排為參照迅速建構起多邊協助結構，但與臺灣地區進行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司法協助則將長期保持各法域自主立法的模式，除非臺灣地區審時度勢主動改變其政治立場和敵意觀點。當然，大陸與港澳之間雖然已經存在著仲裁裁決承認和執行的雙邊協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的成果，不僅因為各承認和執行的條件在標準的理解、寬嚴的把握上還存在著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且還因為這些條件仍然帶有其嚴苛性。沃*夫曾經說過：即使在有限的幾個問題上能夠達成國際協議，如果沒有設立一個國際的最高法院，各國的法院對于公約的規定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釋，因此法律表面上的統一仍有完全歸于失敗的危險。特別是，它們很可能按照自己的法律所了解的意義來解釋一個意義不明的名詞。一位卓越的法蘭西著作家E·巴丹甚至贊同這個辦法，但是他的意見是很難同下述的事實相調和的：一個公約不僅僅是把兩個單方的聲明并列起來。”的確如此，例如，作為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條件之一的公共秩序保留條款”，就有學者指出：這個彈性模糊的條款將是影響仲裁裁決獲得承認和執行效果得以發揮的關鍵性”因素，內地與港澳之間應當在適用條件、適用標準、防止濫用和淡化抵觸等方面進一步明確規定，避免雙邊協定因理解和運用上的過度彈性化而被實質性地不予適用。三、區際聯合商事仲裁模式區際聯合商事仲裁的構想源于部分臺灣學者提出的一種解決兩岸仲裁裁決合作的聯合仲裁模式，這種模式是必要和可能的，因為兩岸處于政治阻隔的冷狀態，直接通過公權力性質的司法對接和對話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區際聯合商事仲裁作為一種民間性質的解紛方式能夠較好地回避這一敏感問題，為仲裁裁決的廣泛接受和執行奠定了基礎。學者指出，這種模式不僅僅適用于內地和臺灣之間，也可以適用于我國內地與港澳臺地區之間，因此建議可以由四法域的仲裁機構聯合設立專門仲裁機構，以解決四法域之間的民商事糾紛，各法域人士對于各自所處地區的民商事習慣以及法律諳熟，能公平地仲裁案件，當事人可以合意選擇所適用的法律或者在仲裁機構主持下進行調解，從而減少法律適用的矛盾性。當然，一種特殊的區際聯合商事仲裁機制是否需要設立可能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仲裁具有民間屬性，內地和臺灣兩地區存在的民間性仲裁機構也接近兩百家，還有必要在此之外另設一仲裁機構嗎?如果僅僅因為兩岸處于敵對狀態就導致兩地的仲裁機構所作出的仲裁裁決不能獲得承認和執行，從而不能將民商事爭議訴諸兩地仲裁機構進行仲裁的話，那么，區際聯合商事仲裁機構究竟能否很好地解決或者避免橫亙在兩岸之間的政治障礙問題，如果區際聯合商事仲裁因為具有超越兩岸政治狀態的屬性并由此具有使其仲裁裁決豁免于兩岸嚴格司法審查的能力，那么中國國內的跨區糾紛完全可以尋求國際層面的仲裁救濟。顯然，區際聯合商事仲裁機制的成立并不僅僅取決于兩岸政治阻隔的這個條件，盡管這一條件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而且還應當具有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需求來為自身的存在合理性提供正當化的基礎和條件。總的說來，區際聯合商事仲裁中心的出現和存在是基于如下幾個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