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國集體合同法規性效力”（NormativeWirkung）與債權性效力”（SchuldrechtlicheWirkung）的區分理論奠定了德國集體勞動法的理論基礎。任何一本德國勞動法的教科書或評注都是以法規性效力”與債權性效力”相區分作為集體合同法展開的基本框架的。這種區分在德國法上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史尚寬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勞動法原論》中就曾介紹過這一重要理論，[1]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出臺的集體合同法”中也可以看出該理論對我國立法的影響。令人遺憾的是，我國法學界迄今尚缺乏對這一核心理論的深入研究。筆者有理由認為，該理論的研究將對我國勞動法至少產生兩方面的影響：從制度設計層面看，這一基礎理論的明晰有助于我國集體合同具體制度特別是集體合同主體、效力等制度的合理建構；從理論發展層面看，深入分析這一理論將為論證勞動法與私法之關系提供有力論據。因此，深入考察這一核心理論是構建我國集體合同法乃至勞動法理論的基礎性工作。【關鍵詞】合同；法規性效力；債權性效力【寫作年份】2010年【正文】一、問題的提出---法規性效力”與債權性效力”的內涵和核心（一）法規性效力”與債權性效力”的內涵德國集體合同的法規性效力”與債權性效力”在立法上的表現是《德國集體合同法》。該法第1條第1款規定：集體合同規范集體合同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它還包含法規性效力內容，即對于勞動關系的建立、內容和終止以及企業規章或企業組織法上的規范具有法規性效力。”該款前半部分規定的是債權性效力”的內容，具體以集體合同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為體現，其內容按照德國勞動法學界的通說，[2]主要是當事人的履行義務、和平義務；后半部分規定的是法規性效力”的內容，包括受到集體合同約束的當事人成員個別勞動關系的成立、內容與終止，以及有關企業勞動規章、企業組織法上的權利規則。德國集體合同的法規性效力”內容與我國集體合同中勞動標準條款相似，其效力的體現包括三個層面，即對于該集體合同當事人（工會或雇主/雇主組織）所屬成員的勞動合同、企業規章以及企業組織法具有強制性（UnmittelbareundzwingendeWirkung）、不可拋棄性（Unverbrüchlichkeit）和余后效力（Nach-wirkung）。債權性效力”的內容主要包括集體合同的雙方當事人負有的履行義務、和平義務，凸顯集體合同也具有債權相對性的特征。（二）法規性效力”與債權性效力”的核心由上可見，德國集體合同債權性效力”的內容是集體合同作為合同對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約束，也是集體合同作為私法上契約”的題中應有之義，體現了集體合同作為私法合同的基本屬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將集體合同認定為私法上契約，則無法解釋契約當事人---工會或雇主/雇主組織---通過契約為其成員（勞動者或雇主）設定強制性權利或義務的行為，因為這明顯突破了契約不得為他人設定義務的基本原則。正是這一突破奠定了勞動法的不同于私法釋義學（Rechtsdogmatik）的勞動法釋義學（Tari-frechtsdogmatik）基礎。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在有著深厚私法傳統的德國，構建突破了私法釋義學的法規性效力”與債權性效力”的區分理論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響？其產生對勞動法的發展影響如何？在現代德國勞動法中這一理論又有什么新的發展？筆者力圖在本文中勾勒出集體合同效力理論來源于私法，最終又與私法相分離的發展脈絡，在此基礎上反思我國集體合同效力的理論與立法狀況。二、集體合同私法效力的確認---集體合同效力理論的第一次飛躍（一）集體合同私法效力的立法障礙---私法中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