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決議違反公司章程，是否必然導致所簽合同無效

對于這一問題《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有的人認為，公司章程作為公司的“憲法”對于公司來講具有最高的效力，公司的股東、董事違反公司章程而作出的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是不合法的，因此根據不合法的決議而簽訂的合同顯然也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合同也就是無效合同。筆者認為，這種觀點貌似合理，實則是錯誤的，原因在于：1、公司章程只是公司的內部文件，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規，因此不能作為判斷合同有效性的依據。2、公司章程作為公司的“憲法”對于公司來講雖然具有最高的效力，但是正如《公司法》第十一條規定：“……公司章程對公司、股東、董事、監事、經理具有約束力。”也就是說，公司章程作為公司制定的內部文件，僅在公司內部對公司、股東、董事、監事、經理具有約束力，而對公司外部的其他人(包括法人、其他組織和個人)均沒有任何約束力。所以，公司或公司的股東是不能僅以公司決議違反公司章程為由，而對善意相對人進行主張合同無效的抗辯的。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只有在不知道，也不應該知道公司決議違反公司章程的的情況下(因為相對人沒有法定義務去了解公司章程的內容)與公司負責人員簽訂合同的相對人，才是善意相對人。只有在相對人主觀上具有善意，并且所簽合同的形式要件(指口頭、書面等形式)和實質要件(主要指合同的內容)均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可以根據《合同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認定公司負責人員簽訂合同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或根據《合同法》第五十條之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認定公司負責人員簽訂合同的代表行為有效。反之，如果相對人在知道或者應該知道公司負責人員沒有權限或者超越權限的情況下還與其簽訂合同，依照法律規定這樣的合同對公司本身就不發生效力，由此產生的責任只能根據具體情況由公司負責人員、相對人自己承擔。舉個例子來說，《公司法》中對于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沒有象對股份有限公司那樣作出強制性規定(《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董事會會議應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董事會作出決議，必須經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通過。)，假設公司依照《公司法》第四十九條并參照第一百一十七條在其章程中對此作出了規定，那么，相對人在對董事會決議違反該規定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只要與公司負責人員所簽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均符合法律規定，該合同即為合法有效，反之則不然。

綜上所述，公司決議違反公司章程，并不能必然導致所簽合同無效。

二、公司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時，是否必然導致公司所簽合同無效

對于這一問題《公司法》也沒有明確規定，有的人認為，公司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即為無效，那么根據無效的公司決議而簽訂的合同也必然無效。這種觀點也是貌似合理，實則也是錯誤的。原因在于：

1、公司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和合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法律事實，不能混為一談，根據前一法律事實不能必然推導出后一法律事實，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所以，不能僅以公司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據此簽訂的合同是無效合同。舉個例子來說，《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董事會會議應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董事會作出決議，必須經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通過。”而公司在不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作出董事會決議(出席人數不足或表決同意的人數不足)，決議的內容為對外提供擔保或對外轉讓知識產權等并非法定必須由董事會作出決議的事項(因為這些內容并不屬于《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二條關于董事會職權規定明確列舉的內容)，那么該決議本身雖然因違反了《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而歸于無效，但是并不會必然導致公司負責人與相對人所簽合同無效。因為，該董事會決議的有效與否并不是擔保合同或轉讓知識產權合同有效與否的必要前提條件，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只要擔保合同或知識產權轉讓合同本身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均符合法律規定，那么該合同就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2、只有在公司決議的有效性構成所簽合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條件，并且相對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公司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其與公司負責人簽訂的合同才是無效合同。這時，無論合同本身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其均會因必要前提條件違法而歸于無效。反之，在公司決議的有效性并不構成所簽合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條件，并且相對人不知道或者不應該知道公司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只要其與公司負責人簽訂的合同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均符合法律規定，合同就有效。具體原因及依據大體如前文所述，在此不再重復。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如何認定“應該知道”的問題。顯而易見，證明相對人“知道”，要靠相關證據，而證明相對人“應該知道”則要靠邏輯推理。筆者認為，判斷相對人是否“應該知道”，應該從法律、行政法規對簽訂合同的必要前提條件是否有明確的強制性規定(即簽訂合同前，是否必須形成合法有效的公司決議)入手。如果有這樣的規定，即使相對人“不知道”也完全可以推定其“應該知道”，因為了解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是任何組織和個人的法定義務，我們不能對“不知者”不怪罪，不能縱容“法盲”為所欲為。相反，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定，就不能妄加推斷相對人“應該知道”。舉個例子來說，《公司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股東會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變更公司形式作出決議，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該條款就是對簽訂分立合同、合并合同的必要前提條件的強制性規定，即簽訂分立、合并合同必須以已經形成合法有效的股東會決議為前提，只有關于公司分立、合并的股東會決議合法有效，公司所簽訂的分立、分立合同才合法有效。反之，如果股東會決議因違法而歸于無效，即使所簽訂的分立、合并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均符合法律規定，該合同還是無效合同。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人主張其“不知道”或者“不應該知道”股東會決議違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綜上所述，公司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并不會必然導致公司所簽合同無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司決議違反章程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認定公司所簽合同有效，雖然有可能對公司、股東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但是這種損害并非不可彌補。因為《公司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董事、監事、經理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股東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該違法行為和侵害行為的訴訟。”(筆者認為，對于這一規定，在適用時應該作擴大解釋，即：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股東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該違法行為和侵害行為的訴訟，并且可以就造成的損害，要求給予賠償。)受損害的公司和股東完全可以依照上述規定，通過司法手段來進行自我救濟。同時，上述規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范公司負責人員違反公司章程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作出公司決議，進而損害公司或股東合法權益的情況發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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